《我与曾山》 第一部分
晕倒的副市长

    4、晕倒的副市长

    在生活上，曾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按照供给制度发。生活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公职人员差不多平均分配。谈不上好，但都能吃饱穿暖。但像水果这样的稀罕物还是很少吃。家里如果哪一天有了水果，他必定先问清来历，如果不明不白，他就送到保育院给烈士的孩子们吃。

    曾山太忙，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紧张时，干脆不吃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胃很不好。我说他，他也不听。有一次，他们单位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很惊讶，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医生都不敢相信，大上海的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能营养不良呢？老头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要命，对自己的生活太苛刻。一能动，他就立即又开始工作，谁也拦不住。

    曾山对我和家里人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公私要分明，绝对不能沾公家的光。”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资短缺是当时的困难之一。他任副市长，负责城市接管和财经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仓库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他管理的钱物也是成万成亿。他向财经干部宣布纪律，不允许私拿任何东西，他自己以身作则。

    曾山那件旧棉袄已经穿了多年，很破了。我想给他再做一件，他不同意，让我给补一补，接着穿。后来，补的补丁多了，穿出去实在不像样子，他只同意让做了一件罩衫套在旧棉袄外面。可能讲究穿着打扮的上海人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穿着破棉袄的老头，就是上海市副市长。

    那时，我在保育院上班，几个孩子也都在保育院。保育院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可以坐电车，但我天天上下班都走路，我坐不惯电车，一上车就头晕，走路可以节省钱，还能锻炼身体。我也不搭曾山的车。这方面我很注意，从来不要他的车送。

    上海经济困难，他带头厉行节约。我们家屋前五六米处有一眼井，他看到用自来水洗衣服太浪费，就自己找来铁桶和绳子，从井里打水用。之后，他就要求家里人也一律从井里打水用，节约自来水。

    孩子们看别的孩子们的爸爸常带孩子出去玩，也要老头带他们出去玩。可曾山工作太忙，他没时间，孩子们对他有时也有一点小意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领着孩子们到市委礼堂看一次电影，这就算是出去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