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七章 焚毁与洗劫(1)

    经过血洗的南京城，又经历了大火和翻箱倒柜的搜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中山路上的一个镜头。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蹲着或坐着悠闲休息的日军。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一包包洗劫来的物品。画面中间，停着一辆马车。车上的物资太重了，马鞍上的绑带紧紧勒着马背和马肚。那两匹马大概也感到运输抢劫来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它们耷拉着头。

    右侧有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七个日军，不知是已经卸下了抢掠来的物资准备暂时收兵，还是准备再次出发去进行新的掠夺？最生动的是画面前景的四个日军了。一个戴钢盔的日本兵骑着一辆不知是哪里抢来的自行车，车架上夹着一大包不知什么东西。由于很重，他弓着身子用力蹬着，轮胎气不足。和他并行的一个日军将钢盔撂在背上的一个白色大包袱上，右肩斜挎着步枪。大包袱中不知抢了什么好东西。他很累，弯着腰，但似乎很兴奋。另外两个日军合作得很好，前面的一个笑嘻嘻地用右手抓着背上的一大袋东西，左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系在一辆童车上。后面的一个日军也背着一个大包袱，他用右手推着童车。童车太低，他只得弯着腰推着。四个小轮子承受不了车上重载的物品，轮子歪斜着，极不愿意地在柏油马路上咔啦咔啦地滚动。中国的儿童太可怜了，连童车也被侵略者用作抢劫的工具了。也许，乘过这辆童车的婴儿，已和他的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了。

    童车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在照片上只见到前面的一个轮子。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只是照相机镜头能摄入的一角。这是日军的记者们自己拍摄的精彩而生动的实录。

    在没有被镜头摄入的下关码头上，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物品。每天，大批卡车尖叫着喇叭满载各种东西运到这里，物品上拴着布条子或贴着一张张白纸，写着日本国的收件人姓名和抢掠者的名字。

    血水和泥水混浊的江面上，停泊着好几艘飘着太阳旗的军舰和商船。黑洞洞的船舱像一张张嘴，吞食着日军抢掠来的大箱小包，还有机器、沙发和大批大批的红木家具。一船船的财富是一船船血液，它给疯子和狂人注入了一管兴奋剂。南京太繁华了。胜利了的皇军占领了一切，一切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新街口、太平路、中华路、建康路是南京的闹市，自然也是聚宝积财的地方。店门都关上了。金字招牌和名人匾额仍然高悬着，“大减价”的蓝布旗子还在孤零零地飘荡。店主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能带走的洋钱和账本带走了，带不走的货物都在柜台里，都在仓库里。

    每天，几十辆卡车呼啸着在这些街道上飞驰。车上拉着从各公司和店中抢来的货物，车在店门口一停，日本兵一阵敲打，店门砸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长官在指挥。不管什么货物，棉布、白糖、食盐、糕饼、大米、衣服、日用百货、古玩玉器，连妇女用的高统丝袜和乳罩裤衩也席卷一空！

    潘伯奎老板倒了大霉，他和别人合作经营的仁德印刷所，被日本随军的所谓“新报社”的人抢劫一空。好几台转盘印刷机，还有铅字、铅料、纸张，一共装了十七卡车！

    骂驾桥六号的邓志陆比潘老板还倒霉。那天，日本兵用枪托砸开门后，把刺刀举到他的老母亲前：“金子的有？花姑娘的有？”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吓得索索发抖，她说不出话。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一把揪住邓志陆儿子的衣襟：

    “你的，中国兵！”

    不管邓志陆如何解释，日军拖着他就要走。儿子叫喊着：“爸爸！奶奶！”

    白发老奶奶跪在地上，一手抓住日军的裤脚，一手从怀里抖动着手摸出四只金戒指和两副金镯子。

    日本兵笑了。他们恶狠狠地再次举起寒光闪闪的刺刀。为了儿子的性命，邓志陆从柜子的抽屉中又捧出三百块银元和九千元钞票。要到的东西都塞进了腰包。一个日军端起枪，“叭！叭！”两声。邓志陆的白发老母和儿子都倒下了。日本兵狂笑着走了，邓志陆悲伤地摇晃着他的母亲和儿子，坐在地板上久久地哭泣。

    抢劫从日军一进城就开始了。黑沉沉的夜幕下，二十多个日军闯进了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宿舍。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们吓坏了。贫穷的护士们没有贵重的物品，但日军什么都要：六支自来水笔、四只手表、两个手电筒、两副手套、两捆绷带、一件毛线衫、还有一百八十元钞票。

    自来水笔和钞票是马上可以用的。中国女性的手套和一件色彩艳丽的毛衣，看来要穿到日本妇女身上去了。掠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炫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说：日军抢到手的东西，都可以取得日军司令部的许可，发给证明文件，寄往国内。

    这大大刺激了日军四出抢掠的欲望。随着抢劫的不断进展，日军的掠夺手段也越来越精明了。除了搜身、撬地板，发展到剥下好的皮袍呢衣。后来发展到检查居民家的马桶。因为有些聪明的主人见金银财宝无处藏匿，就丢在马桶中。日军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报，进屋搜索时，就把马桶往床上一倒，叫你哭笑不得！

    从老百姓的每一户住宅到森严的总统府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读卖新闻》报送稿件的两个日本联络员武田和畦畸进入了蒋介石的寝室。他们玩了一通，又在床上打了几个滚。武田从床下拿了一双绣鞋。他说：“这是宋美龄穿过的，我要留作纪念。”

    畦崎从口袋里摸出印有“蒋宋美龄”字样的名片：“我也有，这是她放在抽屉中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日本《赤旗报》刊登了一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文章。一位住在日本东京国分寺市的七十七岁老人青木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是又一幅抢掠的长卷。

    日军特务部的九名工作人员接到了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内四处奔波。

    九个工作人员检查了可能藏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七十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松井石根在苏州得到了一张南京古物字画的一览表，他要求日军按图搜索，一样不剩。城南的卢冀野、陶秀夫、石云轩等私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仅石坝街老中医石云轩就被日军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和古玩文物两千多件。

    日军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动员了军队，以“接收”的名义进行掠夺。他们将搜集来的散乱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了二百多座书山。

    可以清楚地望到紫金山的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快到天花板了。据说当时有图书七十万册。他们对这些图书杂志进行整理和分类。他们根据十进法的图书分类法，用粉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上00和03，然后由苦力搬到指定的地方。两个月后，整理和分类工作才告完毕。

    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三百三十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苦力八百三十人，动用卡车三百一十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