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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陈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披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
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
血似江水……
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
“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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