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三章 安全区写真(4)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年仅五十五岁的明尼·沃特琳在美国印地安那州自杀了，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在遗书里，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世：“与其因精神错乱而痛苦，不如死去更轻松。”这位坚强的女性在浩劫期间保护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但身为一个弱女子的她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更多女性在她面前被拖走、强奸、杀戮。她曾在日记中写道：“这种重担，我不知道还能承担多久，真是可怕得难以形容。”但她在选择离开人世的那一年，仍然对朋友们表示：“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

    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已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住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四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下打了一个大洞，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诉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拴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岐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岐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

    “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三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请问你是朱先生？”

    戴黑框眼镜的朱寿义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去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姓刘的说，‘装死！骗钱！走。’我心软，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刘云海点了点头，我才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