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朱熹
二 明理(2)

    朱熹点点头，继续讲：“方才说了，‘致知’就是通过知识的类推而达到全知。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格物’使我们获得的知识虽然是零碎的，但毕竟是事物之理，我们当然不可能穷尽天下之物，但是可以由一事物之理推及其他事物，因为事不同理同嘛，这就是类推……嗯，这么说吧，不知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个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你想了许久，也翻了许多书，突然有一刻，心中一亮，豁然开朗，猛地就明白了。”

    杨慧有，李智也有。

    “这就是了。”朱熹说，“类推得多了，自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下就贯通了，从而认知全体，也就是‘万理’归于‘一理’。”

    李智心中一动，从“格物致知”联系到调查唐仲友，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但一时又理不出个头绪。于是就问：“调查唐仲友属于‘格物’吧？”

    “是的。”朱熹答。

    “那么，怎么解释这件事与‘致知’的关系呢？”李智又问。

    这个问题难度很大，最不好讲清楚的就是现实生活。朱熹沉吟片刻，道：“可以从两个方面说。首先，调查唐仲友，可以发现官员是如何对赈灾阳奉阴违的，是如何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的，又是如何追逐功利而甘于堕落的，了解了其中奥秘，便可以推及其他赈济不力的州县官员，及时惩办贪官污吏、清洁地方、拯救灾民。其次，唐仲友之流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仁、义、礼、智，有伤天理，揭破这一层，不仅对其他人具有警示作用，告诫人们时刻注意不能背离‘理’，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对这件事的亲身接触，加深对‘理’的亲身体验和认识。就我的差事而言，前一个方面更紧迫；对我自身的修养和学术而言，后一个方面更重要。”

    “这么说，‘致知’就是‘格物’的继续了？”李智接着问。

    朱熹答道：“从目标上来看，可以这样讲，无论是‘格物’还是‘致知’，要达到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为什么要去‘格物’呢？为了‘致知’，不认识事物之‘理’，就不能进行类推，也就不能认识作为本原的‘理’。而人若不知‘理’，心就会被肉体欲望污染蒙蔽，心不纯正，拿什么来修身？人若没有德行，不讲人伦，当然也就谈不上齐家了。家都管理不好，如何治国？国一旦乱了，天下还有太平吗？所以，千万不能忽视‘格物致知’。不明白这一点，书读得越多，官做得越大，离圣人之道也就越远，于民于国的危害也就越大，最后一定会害到自己头上，家人也跟着受连累。”

    “这个道理我知道，学以致用。”杨慧插进来。

    “是的，这个道理就如同‘知’和‘行’的关系。”朱熹说，“‘知’和‘行’好比是人的两只脚，少了哪一个都不能走路……”

    “还得一边长，一个短，一个长，走不快的。”杨慧在一旁捧场。

    朱熹笑了——他是理学家，时常板着脸，严肃得很。“对，两脚同样长短。”他想了一下又说，“知和行相协调嘛，不能一个太强，一个过弱。但总要分出个先后、轻重，否则，人是迈不开步子走不了路的。从次序上看，知在先，行在后。为什么？因为只有懂得了道理才晓得应该去做什么，怎样做，也只有这样，路才走得通。比如，知道做官要守仁爱民，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官能吏，这个官也才能做下去。从目的上看，行为重，知为轻。为什么呢？因为知是为了行，学习做官的道理，是为了做一个好官，替国家分忧，为百姓出力。学了许多知识而不去运用，明白了伦理道德而不去践行，又有什么用？”

    “得，听您这一番教导，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一大早就爬起来了，现在咱们就去‘格’唐仲友那个贪官，不是‘格’二三分，是‘格’十分。”杨慧半开玩笑地说。

    朱熹朝前一指，“那就是唐仲友开的彩帛铺子，我们进去查。”

    这一“格”还真是查到了不少东西。唐仲友利用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职权，通过这个铺子肆意捞取公家钱财，竟连装备士兵的武器也不放过，他将制造弓弦用的生丝，转到铺子里机织，然后再卖给官府，还用官钱从铺子中购买用品分发给营妓，剩下的东西又拿到另外的铺子出售。

    “太贪婪了。”朱熹摇摇头，“拿笔来！”

    杨慧铺纸、研墨。朱熹发出了第三份奏劾状。

    “这回咬破果核了吧？”杨慧借用那个以吃果子来比喻“格物”的例子问。

    “差得远呢，刚剥去皮，勉强吃到果肉吧。”朱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