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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微微摇了摇头,“就结论而言,大约如此,就道理来说,不能做简单类比。孟子提出人性善,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只讲了天地之性,所以不能对恶的来源做彻底说明。荀子和韩非主张人性恶,把本来是次要的气质之性概括为人性,是不合适的。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善主恶从,有些简单化,最大的不足是没有揭示其根源。理学与他们的学术方法不同,所以,不仅能全面地概括人性,还能解决本源问题。”
“是的,”李智想,“朱熹虽然运用‘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使人性论具有更多的形而上色彩,但仍然坚守着以道德为核心的传统。突出道德的作用,就必定主张人性善,否则就会像韩非那样诉诸刑罚而成为法家了。这也表明,朱熹是一位对人类充满了爱心和信心的思想家。另外,朱熹所指出的人性来源于‘理’,也有一定的道理,文化传统就属于‘理’,它是否能转化为基因中的遗传信息还需要研究,但从意识和心理上对人性的塑造肯定有着重大作用。”
“气质之性就是‘人欲’吧?”杨慧问。她一个劲地记,手都累了,觉得该结束了。
朱熹笑了笑,“还没到呢,下面我就讲心的问题。心是知觉的作用,人是由‘理’和‘气’构成的,心也如此。在‘理’的方面,它表现为‘道心’;在‘气’的方面,又表现为‘人心’。前者由‘天地之性’决定,出自于仁、义、礼、智一类的理,是至善;后者由‘气质之性’决定,出于自我目的,受肉体欲望的支配,被外界事物所引诱,可善可不善。人人都有‘道心’,即使小人也不例外;人人也都有‘人心’,即便君子也不能免除。”
“这么说,人不就自我分裂了吗?”李智问。
朱熹严肃地点点头,“所以,君子要时刻体察‘道心’,警惕不要被私心杂念所蒙蔽,检查自己的心思、言行是否符合‘理’。”
“灭‘人欲’。”杨慧总结道。
“不这么简单。”朱熹更正道。“‘道心’就是天理,这是无疑的。但‘人心’不等于人欲,因为‘人心’可善可恶,而‘人欲’则是其中恶的那一面,正是它与天理格格不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总有人把‘人欲’混为‘天理’,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再清楚不过了。打个比方吧,人必须吃饭喝水,这相当于‘天理’;追求美味而铺张浪费,就是‘人欲’了。这只是个例子,只是为了帮助理解问题。广而言之,弘扬天理,‘人欲’必然遭到驱逐;‘人欲’占了上风,天理就会衰竭,二者决不可以相安无事。因此我疾呼,‘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杨慧停住笔,中国的哲学家们真怪,个个都跟欲望和外界诱惑过不去,远的不说,近的就有道士葛洪、和尚慧能,现在又出来个儒臣朱熹,而且数他最激进。还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合理一些,他虽然把肉体欲望看成是人接近动物的一面,但至少给定了个中性,不善不恶。心想手动,于是,白纸上出现了几个黑字:人欲,中性也。朱熹语录生生让她给篡改了。
李智可不这样看,他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有一定的道理。人是社会存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中。大到人类、社会,小到家庭,都有一定的规矩,它们相当于朱熹说的“理”。这些规矩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这就是人要生存下来,实现自我,必须克制各种欲望,使其与他人、社会相协调。总之,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这就是唐仲友。
果然,朱熹发话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跟我去察访唐仲友。” 在朱熹眼中,他伸张的是“天理”,而唐仲友代表的则是“人欲”,不是他非跟唐仲友过不去,是“天理”跟“人欲”势不两立,所以他揪住这个贪官不撒手。
“您不是都调查过了吗?”杨慧打了个哈欠,刚安顿下来,又要跑路了。
“离格物致知的要求差得远了。”朱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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