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韩非
二 霸道(1)

    杨慧想起了孟子。他和韩非太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在人性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观点截然相反，就连性格也大不相同，孟子永远是那么平和，而韩非却总是那样激烈。是思想左右了性格，还是性格影响了思想？她瞧瞧韩非，韩非正看着他们，似乎正等着对刚才问话的回答。

    李智也想起了孟子，不过不是性格，而是他见齐宣王时说的王道和霸道的那番话。孟子提出了两条兴国之路，一条是王道，一条是霸道。王道是人性善理论用于政治的必然结论，那么霸道呢？孟子没说。按照这个逻辑，应该与人性恶有关系，不知是不是这样，于是就向韩非提了这个问题。

    “是这样。”韩非点点头。正要往下说，一个家臣匆匆走进来，慌乱得连礼数都乱了。

    “什、什么事？”韩非不满地问。

    “秦、秦军打、打过来了！”家臣结结巴巴地说。

    韩非推开木几站起身，一言不发便往外走。

    “公子哪里去？”家臣追着问。李智和杨慧也跟了出来。

    “进宫！”韩非说。

    “备车！”家臣大声吩咐，又提醒韩非，“请公子更衣。”

    韩非似乎没听见，昂然立在院子里，眼中闪闪发亮。国家有难，他出力的机会来了。

    韩非上了车。马很好，而且是四匹马拉的车，风驰电掣地到了韩王宫。

    不想，韩王让他等着。

    韩非微微弓着背，双手拢在宽大的袖子里，一动不动地立在宫门前。表面看起来十分镇静，其实心里像开了锅。

    这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经过春秋和战国时期几百年残酷争斗，终于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所谓争雄，就是比拼实力，谁的力量更大，谁就扮演刀和砧板的角色，可以任意宰割好比是鱼和肉的处于弱势的一方，而且有可能把它整个吃掉。七国中，韩国最弱，其原因应由后来的当权者负主要责任。没见过像他们那样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统治者了，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争取在夹缝中苟延残喘。他们是一伙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又想改革又怕打乱秩序；今天跟这个国家结盟，明天又经不住别人的利诱而投向别国的怀抱。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尚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也是借着其他国家忙于战争的时候趁乱捞上一把。

    偏偏该着它倒霉，与秦国这个虎狼之国做邻居。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迅猛崛起，政治清明，军力强大，兼并其他六国的雄心也急速膨胀起来，不断向东边扩张。而韩国刚好横在秦国东扩的前方，处于六国对抗强秦的第一线上。而秦国采取的又是远交近攻的战略，韩国成了它首先打击的对象。在对秦国作战中，韩国是一战就败，一吓就软，不得不屡屡割地求和，结果越来越弱。这时，秦国的国君是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统一六国，因此韩国岌岌可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韩非仍然立在原地，态度还是那样的恭敬。他太想抓住这个从政的机会了，他有对付当前这个局面的良策，有一整套使韩国强大起来的办法，只要韩王见他，在这里站多久都行。

    终于等来了一个宫人，行了个礼，说大王议了大半天的事，累了，请公子回去吧，如果有事的话，会请您去的。

    韩非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马车。

    回到家后，韩非命令点燃所有火烛，他要和两位新朋友喝酒。韩王不听他的，有人听。

    他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喝下一大碗酒，将酒碗重重地蹾在案子上，抹了下嘴角，说：“要想国家强盛，非走霸道这条路不可，这就是我给韩国开的药方。”

    “霸道就是强权政治吧？”李智问。

    “就国内而言，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跟民众来仁义那一套根本不管用，他们怕的是‘势’，所以必须用‘势’来压服他们。”韩非说。

    “什么是‘势’？”杨慧又开始扮演提问者的角色。

    “‘势’嘛，”韩非看着杨慧说，“就是胜众之资。”见杨慧满脸疑惑，便解释道：“这么讲吧，一个人或者少数人，为什么能够统治多数人，让他们听话呢？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某种东西，如同虎豹一样，它们之所以胜过人，统领百兽，是由于它们长着尖牙利爪。这种东西——爪牙就是‘势’。”

    杨慧“哦”了一声，做出明白的样子。

    李智就不同了，他要知道的多一些，因为这和他的专业有关。照他理解，“势”的内容很宽泛，包括政权、军队、金钱、资源、舆论，等等，凡是能影响、支配他人的东西都是“势”。

    接着，韩非拿孔子和鲁国国君哀公做比较，证明必须以“势”服人。照他的说法，哀公与孔子是同时期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他们一位是名满天下的圣人，另一个是下等君主。孔子的德行没得说，从学问上说是大宗师，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宣传他的主张。但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听从他的人不过就是其弟子七十多人罢了，别人都不买他的账。而鲁哀公呢？别瞧他人不怎么样，可是因为他做了国君，民众没有敢不低头的，就连孔子也不能不遵从他。从人品学问来说，孔子不会也不应该服从他，可是从“势”上说，他就能够叫孔子俯首称臣。这就是“势”的力量。

    孔子真可笑，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固执地主张以德治国，把希望寄托在贤人、君子身上，说什么“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不懂得统治靠的是“势”。

    那么，为什么只有依靠“势”才能进行统治呢？因为民众愚昧无知，眼睛只盯着蝇头小利，看不见国家大利，根本不懂得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现在的百姓可不像古时候那样老实忠厚，用几句好话就能哄得他们按照君主的意志去行动，他们的主意大着呢，个个都有自己的打算，狡猾多诈。他们不知好赖，跟他们说什么都白搭。比如婴儿，婴儿不剃掉头发就会肚子痛，要是生了疖子，不把它挑破挤出脓水来就会加重。给婴儿剃头发或挤脓水时，一定要有一个人紧紧抱住他，由母亲下手。但即便这样，婴儿还是又哭又闹，拼命挣扎，他根本不懂得用忍受小痛苦来换取解除大痛苦的道理。国君督促开荒种地，明明可以增加民众财富，却被认为是残酷；修订刑法，加大处罚力度，对保证民众的安全大有好处，却被认为过于严厉；征收钱粮，以备遇到灾荒时救济民众，却被认为太贪婪；推行兵役制，为的是保护民众，却被认为暴虐。这样的民众除了用“势”来对付没有别的办法。

    这不是把自己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吗？杨慧想，但没好意思说出口。

    李智想起孟子关于君主的权力来自民众的思想，就问：“如果失去了民心，国君还当得成吗？”

    韩非“哼”了一声，“外行话，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的说法。君主根本用不着顺应民心，要是非得顺应民心才能治理好国家的话，那么还要伊尹、管仲这样的管理国家的能手干吗？听老百姓的就是了。方才说过，他们为小利而忘大利，为眼前而忘长远，不可理喻，听他们的还不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