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壹
升迁与神话(1)

    升迁与神话

    《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片断，表现了关羽赫赫武功的第一个重要情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连斩联军几员将领；在各镇诸侯大惊失色之际，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奋勇请战，当他提着华雄之头回到中军帐时，曹操为他斟的酒尚有余温。

    其实，这是个典型“张冠李戴”的情节。历史上虽有斩华雄之事，但真正的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那位华雄的手下败将孙坚。《三国志·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确曾被董卓军击败，但“(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自宋代以来，民间形成了“尊刘、贬曹、抑孙”的褒贬倾向，孙吴集团的人物在三国故事中往往充当陪衬，而且每每又被贬低乃至于丑化。

    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中，原本是“勇挚刚毅”、“有忠壮之烈”的孙坚，被描写成一个看不起身份低微的刘关张而自己却无多大本事的官僚。特别是在郑德辉所撰的元杂剧《三战吕布》中，孙坚的形象更是遭到严重丑化，被描写成一个骄横倨傲、色厉内荏的草包，一个武艺平常、好吹牛皮的小丑。当吕布前来挑战时，他假装肚子疼，不敢出战；后来勉强出战，又被打得大败，丢盔弃甲而逃；张飞夺回盔甲，孙坚欲斩张飞泄愤，真是好气又好笑。这般随意的描写，显得可信度不足。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吸取了《三国志·孙破虏传》的主要内容，描述了自告奋勇担任先锋、斩胡轸、拒绝董卓联姻之议等情节，表现了孙坚“勇挚刚毅”的一面。

    对于“斩华雄”一事，罗贯中作了较大改造，将它加在关羽的头上。这样处理，对孙坚来说仍然很冤枉，但《三国演义》写到他“因袁术不发粮草，军心动荡，华雄趁机偷袭而败”时，仍不失英雄本色；而对关羽而言，“斩华雄”一事让他因此威名大振，实在是一大幸事。由于罗贯中巧妙地侧面描写，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这一情节被公认为《三国演义》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篇章。

    关羽其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关羽在世时为别部司马、偏将军、汉寿亭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前将军，死后被刘禅追谥壮缪侯。可是在千年之后，被一再加封为武安王、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关羽居然成了“武圣人”，能与“文圣人”孔子齐肩为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民间，关公更被神化。佛教尊他为“伽蓝神”，道教则奉他为能降神助威的“关圣帝君”。民众对关公的膜拜更胜于孔子，视其为武神、财神和保护商贾之神。清代，关帝庙遍及全国各地，仅北京城内就有百余处。旧时常于春节、夏历五月初九至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之。现时，东南亚华人及我国南方众多商家店铺也有常年供奉者，且这种供奉之风近几年又由南到北逐渐蔓延。

    关羽故事在民间能得以相传?应该说，它是源于民间祭祀崇拜关羽活动的伴生形式。据考，在汉代民间，有祠祀忠臣名将之风俗，如中原祠介子推，荆楚祠屈原、吴越祠伍子胥等。人们祭拜关羽，传颂他的故事，从而也使他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正是民间形成普遍的关羽崇拜，封建士人也接受和宣扬关羽崇拜，才得以促成封建统治者加封关羽为“王”。朝廷追谥更刺激民间的关羽崇拜活动，关羽故事也进一步演化，元代成戏，直至《三国演义》成书。这部章回小说开山之作所塑造的关公形象，对“关公造神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覆盖面积之广大与历史跨度之久长，几乎是其它历史著作无与伦比的。其间，关公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是异常强烈的。书中的核心精采部分更多地来自长期千锤百炼的民间口头传说，关公的形象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艺术提炼与升华，它反过来又广泛深刻地给整个社会以关公完美形象的艺术感染，以至到16世纪关公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祗。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为何唯独关羽能被敬之为圣、尊之为神?

    “关羽崇拜”现象的产生可以说是基于当时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真实关羽的良好德行。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之称，“并有国士之风”。他一生有众多事迹表现出很高的德行。《三国志·关羽传》中说：“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这足见关羽对刘备的一片赤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其忠义之气，浩然天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表现了关羽知恩图报，信实至诚；“杀颜良”、“收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他勇冠三军，英武神威；“尽封其赐，拜书告辞”，可见他淡薄名利，磊落光明；“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说明他明辨事理，刚直不阿，不结私情；“羽尝为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其侠情豪气、毅壮意坚之态震憾人心。

    《三国志》中也有大段文字刻画了关羽刚而自矜之态：“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与书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正是因为关羽“刚而自矜”，使糜芳、傅士仁等“素皆嫌羽轻已”，“咸怀惧不安”，终于导致他们的背叛而关羽自己也遭斩身亡，似乎这是关羽的性格弱点。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关羽出生布衣而能“骄于士大夫”，其自重不卑反而是值得钦佩的人格。

    历史上关羽的真实事迹和德行，是关公形象的基础，也是人民群众歌功传颂、百世不斩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关羽在世时与将士和民众的特殊关系。

    关羽一生，有雄威、有功绩、也有德行，但他曾投降曹操，这是君子立身成仁之大忌。

    关羽变节一事，《三国志》多处记载：《魏书·武帝纪》“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蜀书·先主传》“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蜀书·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可见关羽投降曹操确实。再者，关羽采用“降”的方式以自全，还不只这一次。《三国志·吴主传》载，关羽在麦城被围，“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后终因被擒而斩。假想，关羽如有“玉碎”之志，孙权何以“诱之”；如无“瓦全”之意，以其神威怎能被“擒”；无“降”又“遁”的前因，岂有“擒”而“斩”的后果。

    但是，关羽虽失节，而人民群众并不因此而唾弃他，反而为粉饰“降曹”而做出了“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许多文章。这种“偏爱”的特殊原因何在?

    有限史料能提供线索。《三国志》记有“羽善待卒伍”、“请诸将饮食相对”。试分析，关羽虽“骄于士大夫”，而对下属将士和民众能善待、有仁爱之心；虽刮骨疗毒也不耽误与诸将饮酒，说明关羽与将士卒伍及下层民众的交往和情感是非常融洽的。攻樊城时，“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这里的“群盗”必为社会底层民众，从中也可窥见关羽在荆襄乃至中原人民中的影响号召力很大。“羽威震华夏”，形成迫使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之势，这里的“其锐”恐怕不能单纯理解是关羽的军事锋芒，更重要的是民心背向的政治声势。

    正是关羽在世之时，与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使关羽有广泛而深刻的民间基础，人民群众臣服其德行，仰慕其神威，珍视其情谊，所以能漠视或原谅他的过失，能祭拜他和颂扬他，才得以使关羽故事口头传诵百世不断、千年流传下来。

    第三，关羽死后人们特殊的“自责”心理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