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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古之有之，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文革”不过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孔子而已。何晏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句读的。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是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中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多数人也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
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大错。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这句话。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台湾学者。这种解释有以下几大问题：（1）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2）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3）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但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强调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可能这么去看待的。
2．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句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外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的看法有所不同。也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也更全面一些。
其实，无论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大体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释外，从孔子所编的《春秋》，所删定的《诗经》以及《论语》的其他篇章中找不到类似的证据。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3．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上的两种句读，大略是讲得通的。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义模糊，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这样才更符合《论语》的语言规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
在这种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词，代“民”。
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使“在古汉语中主要有两个的意思，一是刚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讲，那样能讲得通，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
我们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国君向孔子咨询，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孔子就告国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就应当授以特权，由他全权处理，不要过多的限制；如果他条件不具备，就应当告诉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应当改进。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
其实，综观孔子所有的言论，除了这句话，再找不出一句有愚民色彩的话来。如果单凭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而给孔子扣上一顶愚民的大帽子，那孔子的确有些冤枉。况且，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知识垄断局面，开办私学，让很多平民也享受到教育的权利，又提倡“有教无类”的普遍教育理念，怎么可能主张愚民呢？
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句话的确为皇帝老子们推行愚民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事实上，自汉儒以来，为了统治的需要，对《论语》的解释大多曲解了孔子原本的意思，成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利器。而孔子虽被戴上了圣人的光环，却也是统治者为了神化那些被曲解学说的政治需要，所以，将这些糟粕全部算到孔子头上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讲，就算孔子主张愚民又怎么样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观念来评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更不能用少数糟粕来全面否定孔子。《论语》里许多言论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这些足够当代中国人领悟和受用了，我们又何必争论这些无用的糟粕，而放任那些大好的精华不去吸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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