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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当东方的孔子强调中庸思想的作用，力图使之成为当时的道德原则之后，仅仅过了几十年，在万里之外而又在不同文化背景与国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竟然与其不谋而合，相继提出了中庸之道的理念，这说明出现中庸思想在人类伦理道德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有其必然性与内在的合理性，并非是几位哲人由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有趣的还在于它也不是我国独有的思想。中庸之道也是古希腊的传统思想之一，许多诗人、数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大多认可思想、感情与行为应合乎中庸的思想。诗人潘季里特说过：“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则说：“一切事情中庸为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说：“当人过度时，最适意的东西也会变成最不适意的东西。”这些格言名句，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中庸为善。
柏拉图提出，善的生活应该是一种混合体，即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智慧混合的结晶。他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蜜泉+清凉剂”。在这里，柏拉图提出的就是中庸思想。很显然，实质上就是要以智慧意志控制欲望，宣扬的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人生道德观。当然，柏拉图后来陷入了唯心论。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这一学说，可以说比他的老师更加合理深刻。他试图使中庸之道更加合理化，特别是强调了理性与欲望之间的调和关系。
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因而，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
荀子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像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联系《中庸》上下文可以看得更明显：“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所强调的“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在人类探索自然界与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当一种文化不适应社会发展，即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时，新思想与新文化萌芽并逐渐取代旧思想、旧文化；而否定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出现偏差或矫枉过正时，则取代而之的思想文化又会逐渐自动予以调整回归，当然绝不是返回到当初的旧文化旧思想。比如，在大跃进时代，大喊“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进而于“文革”之际，大叫“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口号，最后，把革命推向高潮，推向顶端，使我国走进了苦难的深渊，社会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时，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新势力、新思想予以矫枉，进行拨乱反正，当然，这项工作是痛苦、缓慢的，至今仍难以彻底纠正。20世纪80年代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热潮中，对民族传统文化冲击迅猛，最后出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浪潮，不久，社会各界纷纷予以谴责，又渐渐扭转矛头，重新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并肯定其在今后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的领略到儒家文化中庸思想的巨大魅力。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千百年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主张愚民吗？
《论语·泰伯》第九章很短，但很有名。原文只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这短短一句话，让孔子背上了“愚民”的恶名。自“五四”运动以来，这句话又成了炮打“孔家店”的重要起因。其实，这句名言看似简单，要解释的清楚还真有点儿麻烦。古汉语本来就难以理解，加之又没有上下文，无论怎么解释总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不知道是孔子哪位学生上课走了神，冷不丁地在课堂笔记上记下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来，留下了这争论千古的公案。
按照字义，这句名言大意是：可以让老百姓跟着做，不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天职就是服从国家，不用问那么多为什么，照着国家的指示做就是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
汉魏以来，儒生们对这句名言的争论，不过是在一些词义的枝节问题上。东汉郑玄解释说：“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愚者或轻而不行。”按照这个说法，之所以剥夺民众的知情权，是因为有些老百姓很愚蠢，根本理解不了王道，知道多了反而不去执行了。三国何晏又解释道：“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这种解释也不太新鲜，不过是用了“能”和“不能”，更体现了国家强制性的色彩。直到宋代之前，历代儒生们大多默认了“孔子愚民说”，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孔夫子洗刷“罪名”。
在这个问题上，宋儒们第一次公开为孔子辩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同时，他又引用了程颐的说法：“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程颐把“然”和“但”这两个字用得很妙，将无奈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程朱二老站在前辈郑玄的高度上，将“愚民”的问题转化为“民愚”问题，明确提出愚民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而剥夺广大民众的知情权也是无奈之举，谁让百姓们那么愚钝，以致政府“不能使之知”，迫不得已“使之由之”了。这种解释似乎也能说的通：难怪孔子开办私学呢，原来是帮助政府开化民智，尽快使政府能从“由之“变成“知之”啊。此后，程朱的解释就成了官方权威，列入科举的考试大纲，直至清末。
到了近代，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又有了新的突破。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铸在钟鼎上，要么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文言文的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字尽量少，二是修饰词少。在《论语》中，孔子就讲过“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由于用字很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因此，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必须结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必须从多方面去考察。否则，就有可能曲解孔子，误解孔子，甚至冤枉孔子。
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言，如果不考虑说话人的思想，仅从句读方面考虑，且句意完整，主要有下面三种标示方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为了深入探究，我们分述于此：
1．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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