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壹
错误理解

    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错误理解

    朱熹说过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语出自他的《与陈师中书》：“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本是程颐说过的话，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说：“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这里朱熹又提起，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是罪恶的朱熹提出的“反人类”的语言，因而朱熹就成了迫害中国妇女的罪魁祸首。于是就有众多的人骂朱熹，说他是封建卫道士，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

    但朱熹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绝对不能理解为是朱熹针对妇女而提出的。朱熹的一整套理论学说可以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字代替他的思想宗旨，可以说他的学说是做人的哲学，是教导人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没有针对妇女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朱熹更没要求女性要比看待生命还重要的看待自己的贞操。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主要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提出的，是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这里所指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到一个人的人生关、生死关的问题，这是对男人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

    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至理名言。就是说，富贵不能扰乱我的心意，贫贱不能改变我的节操，威武不能挫折我的志向。只有坚持仁义之道、保持独立自主人格的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大丈夫。

    孟子阐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表现了他对个体精神价值的认识。这一大丈夫精神，显示了一种藐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自主人格。这既是孟子坚守仁义节操的自我写照，又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守正义、刚直不阿、英勇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孟子高扬的大丈夫气概，成为鼓舞人们为正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力量，对后代许多刚直不阿、忠贞不渝的志士仁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经典儒家精神一样，都是针对知经识理的大男人提出来的。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从他衣带中发现了其生前书写的“衣带诏”。诏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就是一个知经识理的君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明清之际的洪承畴倒是“饿死事大，失节事小。”所以他投降了，所以他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所以他毫无节气可言，所以他成为了民族的败类。17岁的夏完淳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他没有失节。所以他和文天祥一样是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令人敬佩的人……所以他是民族英雄……

    朱熹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说的“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强暴的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同流合污的高尚的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的骨气。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些知经识理的男人正是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而成为不朽的人、伟大的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正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誓不低头的气节，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所以，朱熹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最宝贵部分，而不能片面误解为轻视妇女、灭绝人欲的封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