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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来重新评价《金瓶梅》，就不得不对作者当时所处的晚明时代和文化环境来进行一次回顾。
当时，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书·童心说》）。在李贽的影响下，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中郎全集·叙小修诗》）。汤显祖则高唱“至情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玉茗堂文·牡丹亭记题辞》）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冯梦龙集·叙〈山歌〉》）不难看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通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俱全的昏君。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上行下效，浊臭熏天。鲁迅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中国小说史略》）。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中国小说史略》）。于是“秽书”(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鸳鸯秘谱》)与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修真演义》）盛行一时，甚至“隆庆窖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而西门庆，则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16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诗情。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这就是产生《金瓶梅》那个时代的风光。
《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和光同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
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也曾把《金瓶梅》跟《红楼梦》做过比较。在196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金瓶梅》跟《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古典小说中的位置。
毛泽东以一个大政治家的独特眼光对《金瓶梅》所作出的评价，不仅堪称“金”学一家言，对我们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和接受这部作品，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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