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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第一回中，作者假石头之口说：
“……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一方面要将要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事情是他半世亲睹亲闻，绝不穿凿失真。可见，作者确实有欲言难言的隐事或者隐情，准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演绎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谐音、拆字、灯谜、谶诗等手法，含蓄地向我们展示了很多信息，有的可解，有的至今也没搞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作者说出自己的真名，他的这番心思岂不白费了？我们只需拿着原书对照作者的身世，不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胡适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要不说这本书是曹雪芹自传，要不就说是曹雪芹家世，从来没能说通过，反倒越来越乱了。作为作者密友和《红楼梦》的共同创作者，“胭砚斋”应该最明白作者的用心，她怎么会把作者的名字点出来？那样的话，作者用那画家烟云模糊的功夫还有什么意义？再有，在“一芹一脂”中，胭砚是化名，雪芹就一定是真名吗？“胭砚斋”那么了解和爱惜曹雪芹，她在批语中也应该用了烟云模糊的手段，并没有把作者的真名泄露出去。
再回到空空道人那段，在这五个人名中，空空道人与情僧是一个人，算是作者创作的一个人物。而吴玉峰、孔梅溪、曹雪芹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特别是前两位，就像蒸发了一样。但仔细看这三个人的名字——玉峰、梅溪、雪芹——名字结构一致，而玉梅雪和山水花草都是旧时文人头脑中常有的意象，所以这三个人都很像是作者同时虚构出来的。三个书名，吴玉峰分到了《红楼梦》、孔梅溪分到了《风月宝鉴》、曹雪芹分到了《金陵十二钗》三个书名的常用程度是递减的，但有关三人的信息却是递增的，吴玉峰前面什么也没有，孔梅溪多了个东鲁，曹雪芹不但有悼红轩，还说他如何批阅增删，外加一首绝句。照此看来，作者似乎先要解决命名问题，想出了不只一个书名，所以假托三个人说出，最后把自己写作的情况落实在了曹雪芹身上，但作者本人不叫曹雪芹。
这也是一种无从证实的推测，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曹雪芹是作者实名的可能性。有人总是死抱着脂批不放，但光凭脂批无法确定曹雪芹的真实存在。不过，历史上确实有一个曹雪芹，也确实有人声称，《红楼梦》是他写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曹雪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从敦诚、敦敏、张宜泉的诗文里可以得到证实。敦诚（1734-1791），守敬亭，号松堂，在旗人中文名较高，著有《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他的哥哥敦敏（1729-1796），字子明，号懋斋，有《懋斋诗钞》传世。兄弟二人是清初阿济格之后，离满清皇室比较远，因而地位不是太显贵。张宜泉生卒年不祥，据说是汉军旗人，著有《春柳堂诗稿》。不过，诗稿于1889年才刊印，可靠性受到质疑，
这三人留下的与曹雪芹相关的文字不多，但都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没有提到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红楼梦》凝聚作者十年苦功，一生心血，这三人既与曹雪芹关系如此密切，为何对它只字未提？这岂不是非常可怪之事吗？如果说曹雪芹害怕因文字获罪，向好友隐藏了自己写《红楼梦》的事实，可他为什么又把名字写在上面？这岂不是把自己给卖了？曹雪芹亡于1764年，而敦诚死于1791年，敦敏至少活到了1796年。在二敦生前，《红楼梦》早就以抄本形式流传开了。可在他们的文集里，为什么就无一字涉及《红楼梦》呢？如果说二敦因为书里有弘旿所说的“碍语”而不愿意阅读和提及这本书，那么为什么他俩既没有同曹雪芹保持距离，也不规劝他，反而继续与他往来唱和，甚至在他死后，还很沉痛地写诗悼念？他们不担心像鄂昌那样受到牵连么？
而且从二敦的诗文中，大致可以勾勒出曹雪芹的人生轨迹：不治产业，好色贪杯，经常到青楼与妓女厮混，家底败光以后，被迫住进衡门僻巷，最后坎坷以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曹雪芹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旷世巨著么?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红楼梦》的著作权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它的作者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去曹雪芹的著作权，可以把读者从无聊的家世说和自传说中解放出来，把这部书放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去考察。想想看，哪部言情小说里能有如此沉痛的末世情怀呢？它一定来自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因而蔡元培先生在《石头记索隐》中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的其他观点也许站不住脚，可单凭这一点，他已经为我们解读《红楼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相信，终有一天，人们对解放了的《红楼梦》的解读会更加客观与视角也会更加宽广，从而真正唤醒民族对前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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