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壹
升迁与神话(3)

    有人说，“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为打家劫舍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赈济天下的穷苦百姓。历来为人所称道的智取生辰纲，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上梁山，是为了“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绵。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换言之，即是从个人私利出发。因此，他们没有什么高尚的打劫目的，是为了自己享受，或充实山寨的库房。更有甚者，他们还打劫百姓。王伦坐镇梁山时，阮氏兄弟说他们是“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晁盖时，他们打劫路过客商，晁天王假惺惺地要求“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而商人们往往因为财物被抢，倾家荡产，欠债累累，或自杀或卖女，造成家庭悲剧。梁山的“英雄们”非但没有救助百姓，反而是凭武力欺压百姓，间接杀害百姓……

    “替天行道”真的是一个幌子么?首先，我们要清楚何谓“替天行道”？“天”是中国古代人心目里在冥冥中主宰世间一切权力的最高意志，也就是中国人的上帝——老天爷。一般来说，老天爷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否则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不会那么急于一上台就拜老天爷当干爹，然后也不管人家答不答应就忙不迭地自称起“天子”来。在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道”，主要指的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所谓贤明的君王将相等封建统治者应该创造和维护的一种优良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正义标准，除此之外，还有民众的良心、觉悟等等含义。虽然看起来天子代天行其道来统治国家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向来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否则的话，历代的开国皇帝们就没法解释自己凭什么挤走前朝的前辈，而使自己得以拜老天爷做干爹了。《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之含义也大致属于这一范畴，所以，梁山泊的好汉们在反抗北宋王朝的过程中，不仅如一般的侠义英雄那样在民间扶助贫弱、除暴安良，更在朝廷失道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杀贪官、除恶霸，重建公平的社会秩序。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起义军于起事前都会先给自己找个造反的理由，而且这种理由往往还会很庄重和有道理。例如，汉末黄巾大起义所提出的那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很典型的煽动性口号。不光是起义军，就连那些军阀、贵族们在反叛正统皇权的时候往往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用的是更理直气壮的口号——“清君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靖难之役”中造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他明摆着是要夺取侄儿的江山，却假惺惺地宣布是在帮侄儿皇上清除身边的奸臣，最后打到南京皇宫之后顺手把皇帝本人也给清理掉了……

    如果早期的梁山泊好汉首领晁盖不死的话，这“替天行道”未尝不会一直“替”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大宋皇宫里去。因为晁盖和他手下的吴用、阮氏三雄等都属于纯粹的“革命者”或“造反派”，只要实力积蓄到位，晁盖未尝不会像黑旋风李逵般大喊一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过，如果施耐庵、罗贯中真把小说写成这样的话，他们不被砍头也得流放——虽然明朝皇帝们的老祖宗朱元璋也是靠农民起义发家当天子的，可还是照样也怕还有其他人想要模仿老朱的榜样。《水浒传》最后写成好汉们受招安，水泊梁山大散伙还是被一直查禁到了清朝中叶，更别说如果去鼓吹砍掉皇帝鸟头、夺了鸟位的后果了。所以晁盖才会在后来打祝家庄时被射死，所以《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变得与黄巾大起义等农民军以及燕王朱棣等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梁山泊好汉们是暂时性的代替上天行其道——这种“替天行道”就是暂时代替上天行使社会管理权。换句话说，就是（暂时）取代官府管理地方事物之意。说白了，就是“及时雨”宋江先搞个武装割据，然后再以此为筹码同北宋政府讨价还价地走上招安之路。

    宋江上台之后，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替天行道”，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上却题着“忠义”二字——这就是《水浒传》为梁山泊好汉们的反抗事业准备的道德护身符。于是，在强盗们的心中便有了一丝安慰：虽然我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但杀的都是恶人，为的都是皇上——这就好比是和尚吃了荤后再去念佛，最少心里得到了安宁。既然是在对皇帝与朝廷忠诚前提下再代替这两者行道，所以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略地，也就都可以被解释为“忠义”的表现，正所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关于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它是出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奸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封建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沦为封建主义的说教工具而失去它的光彩，好汉们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揭竿而起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的绝对叛逆。《水浒传》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过极大的伸张。而封建社会中底层人民的乌托邦式设想也在此刻体现出来，这就是梁山泊好汉们在“替天行道”之后要达到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金庸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正是为国为民的最佳例证，也是千百年间中国人对梁山泊好汉们敬仰和尊崇的根本原因所在。让人感到叹惜的是，梁山泊好汉们和他们“替天行道”的精神似乎已经被渐渐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