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壹
经典新读(1)

    经典新读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无数的经典著作。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最可骄傲的财富之一，它们所蕴含的深博的文化思想、灿烂的艺术成就时至今日仍广有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传承至今的国学经典被现代人们误解误读的地方颇多。这种误读，直接导致了对历史的思维产生偏差，也必然会导引出一种文化的危机——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在这里，请试揭冰山之一角，以新视角解读国学、解读经典。

    “中庸思想”不是“折中思想”

    每每提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三纲五常”,抑或就是“裹小脚”，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这些并不是它的主体特征，而仅仅只是它表层内的一些细枝末节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复杂多变的，不仅包括汉文化，还包含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构成了国人的精神支柱，若把传统文化彻底给否定了，我们拿什么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脊梁？我们的精神将不复依存，正所谓骨肉之不存，皮毛又将焉附？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对儒家文化的反感和唾弃，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必然和必须的。但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是对它进行有益的、创造性的转化与消化吸收，而一味的否定态度并不可取。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积极意义与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大凡先进的国家总是细心呵护自己遗传下来的民族文化，西方人也不曾试图彻底推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思想。殊知，民族文化是不能轻言推倒重建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思想。如今，一提起中庸思想，许多人便会很反感，对它不屑一顾，认为中庸似乎就是社会糟粕，是蒙蔽人们思想的根源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害怕，不必如此担心。对中庸这个概念，许多人只是从字面上来加以理解，正所谓“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和取其正中等”。实际上，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其内涵实质是要求我们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对任何事物都持谨慎与理智的态度，不盲从、不躁动，适可而止。尽管中庸思想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确实包含着很多合理的因素，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人奉为经典了。

    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庸”由孔子首创，再经过后来儒家的充实发展，终于成为一套人们所信奉的处世规范。但如果单纯从“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在先秦古籍中，“中”的字义有三：（1）中间、中等、两者之间；（2）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3）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曲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今天也还在用。比如人们说“你这话很中听”。在儒家典籍中，《孟子·尽心》引孔子的话说：“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这里的“中道”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与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里“中”，多指人的内心世界。比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中庸》所谓的“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这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这样，“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中庸》一文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来阐明中庸之道的。它说：“忠恕违道不远”，“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长而为解在道德行为的“中道”。它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功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即含而未发的“中”，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彰”，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中道”。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中庸》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当然，“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儒家一般总是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所有这些，很明显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

    不过，这样一种适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标准，。尽管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是比较正确的，但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正确与否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而且由是否“中道”来决定的。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犹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