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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樊英先生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好招待，向樊英先生执弟子之礼。人心都是肉长的，樊英先生看汉顺帝态度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先生请到皇宫，摆上一桌好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先生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先生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先生五官中郎将之职。
樊英先生接受官职，但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要不然显得太过于死板刻薄。樊英先生做五官中郎将没过两个月，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无奈，知道这两个多月的五官中郎将对樊英先生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并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
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一天，他正在菜园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彼此熟识。
张楷先生对樊英先生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爵禄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
樊英先生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先生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爵禄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的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的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
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想好后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国家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
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的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众多的弟子中，不得不提一位陈寔先生。
陈寔先生字仲弓，河南许昌人，他不仅继承了樊英先生高深的学问，也学到了樊英先生高风亮节的品行。在汉顺帝和老师之间的那场风波中，陈寔先生深深钦佩老师的勇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傲骨，傲气，并傲然不可犯。
陈寔先生跟随樊英先生学习《易经》很是努力，经常废寝忘食；樊英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认为将来可以传其衣钵的必是此人，因此不吝学识，能教的全都教授给陈寔先生；陈寔先生也不负重望，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年轻的时候就扬名在外。
下面向读者上帝讲一个小故事，以证明陈寔先生深受老师樊英先生影响而具备的高尚品德。本性固然难以改变，但外在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尤其是言传身教的力量更是大得令人吃惊，一个人的行善积德或为非作歹，都深刻地取材于老爹老娘和老师的一言一行。
陈寔先生作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的缘故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入室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以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觉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则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谓之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当李膺先生等先生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就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聚会。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怎么办（沙龙成员）？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他们在监狱里依靠谁呢？”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可以说，在内心中，陈寔先生也是以自己为李膺先生的党徒的，并不是为了分享什么利益，也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相反只会惹来麻烦，甚至牺牲姓名，但陈寔先生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全在于一颗正义心，一种激浊扬清的道义感。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甚关系呢？关系至伟。
试分析之。清议的发生，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得以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于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的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比之于现代人的观点，丝毫也不逊色。而读者上帝不要忘记，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这一点现代人应该感到无比汗颜。两千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反不如以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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