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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
梁漱溟先生发言结束，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组会上借提意见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用心何其毒也！还有人说：这种话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有的人建议，要在小组会上对这种反动言论进行消毒。梁漱溟对此一言不发。小组会主持人于树德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大家先作准备，问题听候处理。同时宣布：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谁负责。
这一闹腾，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办？他只有作好思想准备了。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于是，梁漱溟平安地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一定是周总理办公室，就像“文革”之初不扣发工资的事情一样。梁漱溟心里是这样推测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第二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人大当时没有开成， “宪草”自然也流产了。
梁漱溟先生继续思索发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奇特现象。面对“批陈整风”、林彪之死，特别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批林批孔”的闹剧，梁漱溟忍无可忍，干脆“赤膊上阵”，单枪匹马地与江青之流对阵。梁漱溟以自己的言论、行动，写下了又一页震撼人心的历史。
在“批林批孔”中挺身抗争之前
1973年10月底，江青之流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经历了8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
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200人。他们也无例外地在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硬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
梁漱溟先生在近200名知名人士中，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个人与众人不同，历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其他的。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两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做靶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颇感腻味，便心照不宣地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从听录音和贴的大字报中，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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