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梁漱溟》 精选（二）
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1)

    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补遗

    拙作《梁漱溟与毛泽东》在1988年第1期《文汇月刊》上发表后，反响热烈。有读者来信询问：从文中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场合里，似乎是一边倒地批判梁漱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梁说一句公道话或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疑问，难道在一二百之众的高层人物中硬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者?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正是《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的不足之处。笔者在这里根据事实，略作补遗。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是很难有人公开站在梁一边，或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的。不过，即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充满浓烈的火药味，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头脑清醒者仍不乏其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困境，一类是在批判大会上沉默不语，而在会后给毛泽东上书，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取得毛的谅解。第一类的代表者是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类的代表者是李济深和张澜。这四位先生的特点，一是在民主人士中德高望重，二是他们都是梁漱溟多年的朋友，对梁的思想、为人有较多的了解，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敢于直言。

    在批判梁漱溟十分激烈，已经把梁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何香凝先生在会上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按：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暗淡。

    就在何香凝讲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气头上说过，梁漱溟这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其他人在会上的即席批判发言，都已把梁漱溟归入“反动分子”一类。因此，尽管何香凝的发言也在批判梁的错误，但口气之缓和，特别是发言中肯定了梁曾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这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很不协调的。

    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

    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有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主席台，目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