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梁漱溟》 精选（一）
梁漱溟与毛泽东(5)

    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毛主席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毛主席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毛主席先吃。于是，江青亲自给梁端出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梁边吃边奇怪，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9月间?毛主席同江青边进餐边说话，并没避着梁漱溟。主席问江青，要求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情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那就看你自己的决心有多大了，有志者事竟成，别人是挡不住的。晚饭后主席就转过头问梁漱溟在外地参观考察的情况。梁一一作了汇报。末后，主席说：“梁先生，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主席说：“那也好。”毛主席又转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一直住了两年多，至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1951年春，梁漱溟省悟毛主席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也。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之举，梁漱溟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告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二十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主席即约梁谈话，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还是在颐年堂。梁进门时，正遇章乃器与主席告辞。章走后，毛主席即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主席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说到此，毛主席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主席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做出犯颜抗论之举。

    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这一公案之始末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4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决不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具有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

    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