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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一九五三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政协方面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久没有下文……
是的，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4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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