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手淫》出版之前的手淫文化
第三章 《手淫》出版之前的手淫文化(13)

    ［61］

    当然，我反复使用的这一时间标记——“1712年前后”——本身并无任何魔力。那时，令手淫文化得以传播的因素早已成熟，令手淫文化得以扩张的社会环境也从1680年或1690年起就已经开始存在。1705年，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回答关于他所创办的政治性期刊《评论》的一个问题时，曾经承认，自渎是一种道德罪恶。但是，这一行为就像“实施时不可告人一样”，也不该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他似乎并未打算像后来的约翰·马尔顿一样，利用这一市场大赚一笔。但在当时，也曾出现过一些蠢蠢欲动的举动，这些举动也完全有可能如后来约翰·马尔顿著书《手淫》一样引起大范围的文化轰动。

    在这之前，我曾偶尔用“1712年”作为手淫新文化的起始年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是“18世纪初”或“1712年前后”，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年代。据说,《手淫》在1710年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印刷版，这在大英图书馆的目录中曾有相关记载，但原书现在已经遗失。就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可靠目录而言,《手淫》出现于1716年。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早在1708年就已经面世。［62］面对种种分歧，我于是决定使用“1712年前后”这一概念来抹煞这些差别。

    姑且不论《手淫》究竟在何年面世，约翰·马尔顿声称这是第一部引起世人关注的手淫文化讨论的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当然，它的背后隐藏着长长的历史。例如，医学传统一向认为，对任何事物或行为的过度放纵都是有害的；古典文化对手淫采取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愚蠢可笑；基督教和犹太文化中因为手淫和避孕联系密切而对它十分反感；犹太和基督教会的许多作品还将手淫和鸡奸归为一类；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地对肉体欲望和肉体愉悦进行质疑和批判；清教徒和自由天主教徒还因此创建了现代形式的手淫，以表明自己的独树一帜等等。但是，手淫拥有自己的历史，尽管情况并不能完全如它所愿。它公然抛开了教会两百多年来赋予这种自体性行为的道德包袱，它确立了自己作为新的道德伦理讨论中心的地位，它还发明了一种无论是古典医学还是后来的医学都对此一无所知的“疾病”。通过这些方式，手淫文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我们并不知道，当《手淫》令整个世界对这种自辱行为产生憎恶的时候，它所声称的“一种新的罪恶正在诞生”的说法究竟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想像：在18世纪初之前，一个行将成年的男孩——当然也可能是女孩——会认为手淫无伤大碍，因为在17世纪的英国，能对他发出手淫危害警告的训诫书只有一本，而且就我所知，别的国家也没有类似的书籍。也许在天主教时期欧洲的某个地方，在忏悔牧师与他的年轻教民一年一次的见面中，有可能会格外小心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说，在手淫的问题上，当时的欧洲一片沉寂。正是在这种沉寂之下,《手淫》和后来的那些作品才会如此轰动，影响了后来的几个世纪。

    关于社会人群的手淫历史，我们知之甚少。是否手淫现象会随着各种禁令的发布与废除时而猖獗、时而萧条?是否我们可以从少数人对手淫的忏悔中——或者从大多数人在忏悔中没有提到手淫这一事实中——推测出手淫是一种大众行为?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基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依据，可以肯定的是，在手淫成为性道德的众矢之的之前，它似乎是相当无辜的一种行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人在手淫问题上的道德挣扎，尤其可以对比1712年之前和1712年以后的情形。英国首位日记作家、被称为“海军部长之父”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有手淫的癖好，在公共场所和私下里都经常手淫。他总是令自己的大脑变成幻想的舞台，不断地对自己欲望的对象浮想联翩，即便她一丝不挂地躺在面前也是如此。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种种情欲画面，身体也会随即作出反应。有时他也用手，有时就全凭幻想。在佩皮斯第一年的日记中，他写道，当他对自己不断出入风月场所感到良心不安时，他似乎对自己的手淫行为也心生愧疚。例如，他写道：1663年6月29日——“我发誓，再也不对我所向往的女性进行淫秽的幻想”，就如同他曾屡次发誓不再踏足风月场所一样。可是仅仅两周之内，他又忍不住再次手淫，一次、两次……但却不再对自己自责。之后，佩皮斯又对自己耽于看戏和贪杯的恶习感到愧疚，并发誓以后每次下马车时，都要投钱到救济穷人的慈善箱中，以此作为对自己风流快活的惩罚。但是，佩皮斯却从未因手淫而这样惩罚自己。［63］

    多年以来，佩皮斯只有在不恰当的场所手淫时，才会感觉良心不安，而且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太多。1666年11月11日恰逢星期天，佩皮斯在教堂里再一次手淫，当时他脑海里浮现的是朋友那还未成年的漂亮女儿。在同一年圣诞夜举办的大弥撒时，因为被女王和其他美丽的贵妇们所倾倒，佩皮斯又一次手淫。只是这一次，他的眼睛没有再闭上,“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举动，请上帝原谅我的过失吧，这可是在教堂啊!”（我们并不清楚他所谓的过失是指在教堂手淫——他曾经这样做过，虽然并不是在天主教堂，还是指手淫时双眼睁开——这在他之前的日记中并未有过记载）。也许对像佩皮斯这样的激进的反天主教分子来说，仅仅是出席那样一种场合，以及为那种壮观景象所兴奋就足以令他犯下罪行。然而第二年，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他再次在教堂手淫，这一次双眼紧闭，脑海中浮现的是坐在露台上的一个商人的女儿。他并未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愧疚，相反，当他躺在泰晤士河的一条游船上，完全凭借性幻想——这次没有用手——令自己进入高潮时，佩皮斯甚至为自己感到骄傲。他通过了对“自己幻想力的测试”，并且“完全只借助了我今天在威斯特敏斯特大礼堂中见到的那个女孩的幻象的力量。我很高兴，于是回到办公室，写下这段文字”。事实上，佩皮斯似乎非常自得于在夜晚用手淫的方式，来释放他在日间与宫廷女子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情欲。他也从未因此感到丝毫愧疚或自责:“我躺在床上，在入睡之前，脑海里浮现着我与斯图亚特夫人一起云雨的美妙幻想。”“在床上，我幻想着与女王在一起……”而且，佩皮斯也似乎曾经与在他家借宿的客人一起手淫，但对此他并不感到羞愧，反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在伦敦大瘟疫肆虐时期，佩皮斯外出避难。有一晚，在一场春梦之后，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妙的美梦”，他梦见自己与国王的情妇——美丽的卡瑟梅夫人（Lady Castlemaine）——共度美妙一夜情。在梦里，柔美的卡瑟梅夫人任他摆布，完全成为他的奴隶。佩皮斯在日记中还写道，如果在坟墓里也能拥有这样的美梦，那么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人们就不会那么惧怕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