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6)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

    另一位名叫高斯（Goss）的人撰写了一部《论健康》（至1830年至少再版十多次）。在书中，他引用了提索的观点，并声称女孩同样也会受到手淫行为的伤害，其伤害程度甚至超过男孩。因此，女孩也应得到帮助，而他的公司就可以提供专门的药品。19世纪末另一个著名的江湖庸医——詹姆斯·霍德森（James Hodson）在其无耻的自我推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拥有“这个国家其他医生们所不具备的高超医术”，各种“所谓的医生”都曾经试图窃取他的作品和成果，而且宣称他所研制的“波斯大补丸”对那些“被某种秘不可言的恶习所困扰”的人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霍德森还借鉴了早期止痛项链的做法——在繁忙的咖啡馆里进行销售活动——他提供固定的场所进行销售，并使其成为一个书信交流的中心——寻医问药的信件、提供病例的信函，以及定购药品或书籍的邮单都可以在那里获取。繁荣的市场助长了手淫文化的传播。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版又一版与《手淫》类似的丛书，一边提供健康建议，一边以高价推销药品。［40］直到20世纪，提索的《论手淫》在欧洲一直行销不断，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本书的大获成功无疑也为报纸广告中各种药品的销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世纪中期时，治疗手淫的药品市场中不再仅限于药剂和药丸，各种医疗手段都介入进来。出于对手淫问题的焦虑和罪恶感，只要能够阻止手淫对身体造成伤害，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于它的需求总是源源不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也使治疗手淫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例如：阴茎勃起报警器、可以把阴茎锁起来的小盒子、睡觉时用的手铐、可以使被子不覆盖生殖器部位的摇床、防止女孩子将两腿叉开而将两脚捆在一起的脚绊……仅在美国就有至少20个这样的专利。［41］许多健康丛书则督促家长要时时提高警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1712年被发现的疾病给广大的医疗市场带来极其丰厚的利润。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各种治疗手淫的专门产品和不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健康政策的争论，使手淫一直成为关注的话题。虽然他们的言论往往出自于不同的缘由，但在一个观点上却形成了共识：手淫行为是对人类性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全盘否定，它所引起的后果十分严重，是所有罪恶、道德败坏、离经叛道的根源。19世纪的一位颅骨相学家福勒（O.S.Fowler）撰写了一部关于所有性变态行为的书，这本书也发行了近50万册。书中说道，手淫是“罪中之罪，恶中之恶”，它将导致无数的“性败坏、性无能、各种疾病以及道德败坏，其总数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各种非正常性行为的总和”。虽然福勒并不否认这种行为会产生自我愉悦，其他的人却不以为然。美国著名的医疗改革运动发起人、麦片王国的创始人凯洛格医生（J.H.Kellogg）认为，手淫是人类所有性怪癖中最恶劣的一种。他毫不掩饰对手淫的反感，称之为“人类的大敌”，是比私下性交易的“丑恶行径”更加“令人憎恶的恶行”。著名的薄脆饼干的创始人希尔维斯特·格兰汉姆（Sylvester Graham）也曾表示过同样的观点。［42］

    将医学和道德教育相混合的18世纪学术传统依然在延续。由于手淫对身体的伤害往往发生在不知不觉中，对于这一行为的警告出现在各个领域。例如：20世纪初出版的《童子警探》就对少年精英以及那些先前没有读过关于手淫文化著作的人提出警告。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Baden Powell）说道，如果这种“淫猥”的行为成为习惯，那么它很快就会“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被这种行为折磨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最终将注定“进入疯人院”。在另一部流传甚广的小册子的前言中，美国童子军的领袖警告说，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只有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因过度手淫而不得不被送入疯人院。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即便是大一点的男孩也无法幸免。一旦加入皇家海军，每个人都会被发给一本邱鲁比著的《健康童年》，书中告诫大家，不正确地玩弄私处会导致神经错乱，这种行为是任何一个正常男性都应该自觉抵制的。［43］

    女孩得到的警告则更为严重。曾为男孩著书警告的一位作者在专门为女孩编写的小册子中告诫说，如果她们手淫，将会精神完全崩溃，不仅像男孩一样要被送进疯人院，而且很有可能“早早离世”。这本小册子得到了美国妇女俱乐部联盟社会健康协会主席的大力推荐。美国劳工儿童部在一本小册子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建议母亲们提高警惕，以免自己的孩子“一生不幸”。［44］总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淫》所产生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也被越来越多致力于社会福利和道德健康的组织所关注。

    手淫也出现在关于“体外排精”的医学道德讨论中。1000多年以来，对于几乎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学者来说,“俄南的罪恶”在于性行为中断。在19世纪更为专业的天主教医学道德讨论中,“体外排精”一词被定义为“当性交开始之后，在射精之前，将阴茎抽出，并排精于体外的一种避孕方式”。［45］而且在19世纪，体外排精的含义还包括几乎所有的避孕措施。然而现在，体外排精的含义由于同下流低下的“手淫”联系在一起，变得邪恶起来。有人于是在“体外排精”之前加上“夫妻”一词作以修饰，然而却使得这种行为看上去更加邪恶。

    但是，医生们对手淫行为所产生的罪恶并不感兴趣。把手淫是否有罪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医学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手淫不会产生的东西。例如，法国一直十分关注人口问题，因此有人要求专门成立一支警察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自渎”行为，即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突击检查，以确定这些孩子们身体健康。［46］这种做法首先可以使孩子们远离手淫，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这种会让他们丢尽颜面的行为。而且，最起码，这种检查可以阻止手淫更加泛滥。但是，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在美国发起的反体外排精运动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角度出发，这一运动来源于他对手淫行为的罪恶感和敌意，因为手淫带给人的性享乐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性交行为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