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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作者: 托马斯·拉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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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
第二章 手淫文化的传播(12)

作者:托马斯·拉科尔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手淫可谓是被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也是与他的基本观点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曾经认为,精神病症的根源在于实际存在的精神创伤,也就是所谓的“诱引说”。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精神病症的产生是个人性欲望受到压抑并产生罪恶感的结果。弗洛伊德对手淫的研究则可被看做是架通这两种理论的桥梁。1905年,在他经典的“少女多拉的分析”中,他将多拉不断受到幻象困扰的原因解释为未能成功摆脱婴儿时期的自体性行为。[81]在多拉性意识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手淫行为的不断斗争是给她造成心理创伤的根本原因。

    弗洛伊德理论的演变诞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手淫是性欲表现的基本形式。它在性心理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完全自然而且合乎常理的行为,但是必须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将这种行为摒弃。正是在和手淫的不断斗争中,文明将性欲望引向正确的途径。相反,如果不能很好地引导这一欲望,注定将会是完全的毁灭。1897年末,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怀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的信中写道,“我逐渐领悟到,手淫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是人最基本的一种嗜好”。而且,就与对香烟、酒精或吗啡的吸嗜成瘾一样,这一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是性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弗洛伊德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作品时写道,手淫的作用和赌桌上的赌博行为类似。他指出,赌桌上常用的词“play”(赌,玩一把)和幼儿园中常用的“play”(玩弄生殖器)是同一词。[82]事实上,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不涉及“自体性行为”的。而且,弗洛伊德不时地将焦虑症、强迫症、自恋症、神经性呕吐、婴儿期性欲压抑、甚至罪恶感(尽管对此有争议)都归结于性满足感的基本途径与心理因素互相斗争的结果。但是,与其说手淫是成年性成熟的劲敌,不如说它是性成熟的预兆。婴儿期的手淫行为其实是在宣告,生殖器——如弗洛伊德所言——“注定会在将来成为伟大的物件”。人作为性个体的整个组织构造是由自体性行为协调完成的:“由这一性感应区域所引起的未来性交行为的满足感,正是建立在婴儿期手淫行为基础之上。”[83]

    手淫这种曾在道德上受到质疑而且被医学认定为极其有害的行为,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成为心理发展模式的必经阶段之一。它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并要以正确、有序的方法实现超越的一个阶段。同时,手淫也是真正性交行为的重要演练,“是为成年性行为而进行的预先准备”,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心理学家玛丽·波拿巴特(Marie Bonaparte)这样说道。[84]但是,对女性而言,这一说法却并不成立,因为她们早期的手淫行为和成年之后的性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为了走向成熟,女孩子们所要摒弃的不仅仅只是手淫这种行为,还有婴儿期所感受到的性高潮体验。也就是说,要摒弃刺激阴蒂的性行为,而学会体验阴道性行为;要抛弃主动性行为的幻想,而接受女性在性交行为中被动的现实。在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理论中,手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几千年以来被忽略的女性手淫研究在此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多年来,手淫一直遭受着文化的批判。如今,历史终于被改写,这种自体性行为被定义为塑造自我的重要因素。在旧的历史和新的发现之间,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对他们而言,手淫文化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研究领域。1910年,维也纳心理学研究界的学者们曾聚集在一起,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对《手淫》一书进行讨论,最终因为分歧太多而无法刊登关于这次座谈的任何成果。两年后,他们又相继召开了9次座谈会,但依旧很难找到共识。弗洛伊德在会谈报告的结尾处只好写道:“关于手淫的讨论的确永无止境。”200年前,当手淫文化从贫民窟产生出来时,它曾被形容为“令道德受伤的困扰和痛苦行为”;200年后,手淫却成为“欲望本能和现实压抑的斗争表现”,用弗洛伊德的同行、德国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的话来说,是带有现代印记的性行为,是塑造自我的巨大潜在力量。[85]

    在第一代的心理分析学之后,无论承认与否,手淫在心理学领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体性行为是人类性学研究的典范”,著名分析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戏谑道,“这是个一再被提起、却屡次被忽略的事实”。无论是对相对正统的理论分析学者,还是对后来的女权主义作家而言,弗洛伊德对手淫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权主义者露丝·伊利格拉芙(Luce Irigarav)就曾经对弗洛伊德用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对女性自体性行为进行诠释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她认为,小女孩“并不会对自己手淫,对她进行手淫的其实是阴茎的等同物”,并以此作为依据来重新定义“女性”群体,使其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事实上,也正是女性与自体性愉悦之间的独特联系定义了什么是女性,或者说,它至少是女性发掘自我、发掘自身感触的一种直接、不受干扰而且持续不断的渠道。“对女性而言,不需要任何调节,她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内在”,她“可以不断地抚摸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因为女性的性器官是由不断接触的两片阴唇构成的”。[86]伊利格拉芙认为,虽然手淫仍然可以算是成年性行为的雏形,但并非如弗洛伊德所想像,是成年女性性交行为的雏形。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迅速蔓延,远远超出这一领域的学科范围。从幼儿科学的教科书到道德神学的讲义,在解释到“性”的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发展观点的影响。在这种对手淫崭新的诠释中,手淫行为不再像启蒙运动时期和18、19世纪的评论那样,是全民公敌。它在个人成长和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德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说道,它“既非疾病,也非罪恶”,但值得人们广泛关注。[87]对手淫致病的担忧一旦烟消云散,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也就变得更为清晰。既然“已经十分清楚手淫对健康无甚伤害”,美国一位著名的分析家评论道,就应该对手淫展开广阔而全新的心理研究。弗洛伊德的启蒙观点认为,手淫应被视为青少年的一种自然行为,是性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常人在成年之后就会抛弃这种行为。然而,如果“成年人还继续手淫”,则可被视为性心理发展受到压抑的标志之一。手淫不是罪恶深重的恶习,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它只是失败和落魄的象征,是内疚感和不满足心理发出的讯号。没有幻想的手淫行为,只是为减轻“身体里爱恋欲望的紧张感”;而带有丰富幻想的手淫,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欲发泄,并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意义”(人们一般认为,性行为的精神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成熟公民”)。因此,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含义丰富的时期。它的一端是“自然的”婴儿期自体性行为,另一端则是迈向成熟所要经历的痛苦挣扎。在这一时期,手淫从“性启蒙”的一个符号转变为另一种象征,象征着手淫的实施者未能获得正确的欲望目标,更广义地说,象征着手淫者不能与社会的需求形成妥协。[88]一个人与手淫的斗争历程,其实就是携手文明、共同发展的进程。

    这些广泛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诠释推动了性别斗争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成年之后依然手淫的做法被看做是一种正面的行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这种理论的新动向可以追溯到四、五十年代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s)。这一报告在更广泛意义上令人们对存在已久的一个事实更加印象深刻——手淫这种所谓的“变态”行为实际上非常普遍。并非像某个19世纪的观察家所预言的那样,手淫仅仅广泛存在于文化层次低下的人群当中。事实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尤其是女性,越存在着手淫倾向,或曾经有过手淫的经历,至少《金赛性学报告》是这样说的。并且,大多数的手淫行为并未削弱婚姻内正常性行为所带来的性愉悦感,虽然18世纪的批评家曾经这样担忧过。手淫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性交行为产生的满足感似乎是相当的。

    《金赛性学报告》并未就自体性行为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正如同报告中争议颇大的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数据一样,这些数据向我们展示,被我们原本质疑为变态的性行为其实只是从正常行为到反常行为的性活动曲线的一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性学研究学院举行的联合调查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其受关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性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手淫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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