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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虽然手淫文化并未如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出现在道德神学和宗教领域，它却已经在19世纪时遍布整个文化范畴，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艺著作中。它的提及更多地是被用作比喻，将18世纪对自我本性的质疑——不受外在世界约束的心灵生活——用疯癫和掩饰伪装起来。这令我想起拜伦（Byron）对济慈（Keats）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毫无任何意义”,“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简言之，就是“诗歌的手淫行为”。济慈的诗歌充满了幻想，他给浪漫主义的幻想赋予了无尽的欲望，并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就曾经批判他的诗歌“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刺激”。这指的是济慈诗歌中常见的想像手法。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在自己创作的诗歌《自我赞歌》中歌颂手淫，从而被现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之为惠特曼诗歌的“真正丑恶之作”。［66］
当然，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讽刺。无论是广义的文学，还是浪漫主义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似乎都会引起手淫。这样认为的人大有人在。然而，伦理学家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并非凭空捏造。俄国现实主义创始人、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评论家之一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曾经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承认，他在19岁第一次阅读拜伦和席勒（Schiller）的作品时，就曾经因此而手淫。［67］
不管文学或某种生活方式是否会导致手淫,“手淫”这一词汇却从此被赋予比喻意义，直到19、20甚至21世纪也是如此。它总是被当做贬义词使用，或是指想像力过度，或是指不够严肃认真，甚至还可以用来比喻缺乏理性、合理及教养的行为。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对于这一词语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巧妙地将这一词汇的本义和比喻意义结合起来。瓦格纳不仅对于手淫所引起的道德败坏、身心伤害进行批判，还特别指出，犹太艺术存在着“手淫”的性质，即自娱自乐。他以拜伦攻击济慈的同样手法说道:“（犹太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艺术。”瓦格纳并非是这种观点的惟一持有者。最早将犹太文化与“手淫”联系在一起的是阿比·格里高利（Abbé Grégoire），法国革命文化政治的推动者，也是犹太解放论的倡导者。在一本小册子中，格里高利将所有拒绝同化的犹太人称为“手淫者”，声称这些人只有被世俗同化之后，才能成为公民——才能拥有体面的性生活。19世纪末期的文化反犹太运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以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为代表）的艺术总是只指向艺术本身，缺乏民族基础。犹太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自娱自乐（与“手淫”近义）；而犹太人自娱自乐，是因为他们堕落。而且，尽管瓦格纳十分清楚犹太诗人西尔多·阿佩尔（Theodor Apel）双目失明的原因是因一次意外坠马事件，他却仍将这位诗人失明的原因归咎于“手淫”。［68］
手淫文化在18世纪末已经完全成熟，并被引喻至各个文化领域。不仅如此，在政治领域，它也成为对大小政治事件的攻击手段之一。1793年，革命激进分子在对玛丽·安托万内特女王（MarieAntoinette）罪行的指控中，就曾攻击她教唆她的儿子、年仅9岁的皇太子进行手淫。法国法学家阿贝尔（Hébert）对法庭说，皇太子年幼多病，而这种自渎行为无疑“对他的病况造成致命的影响”。当皇太子被问到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罪恶行径”时，男孩回答道,“是母亲和阿姨教会了他这种行为”。［69］玛丽女王或许因叛国而有罪；当时的贵族阶层淫乱之风盛行，玛丽女王与她的密友玻丽歌公爵夫人（Duchess de Polignac）或许也有私情；但就手淫来说，玛丽女王是无辜的。革命者将叛国罪名与手淫罪名并列在一起，其用意显而易见。在玛丽女王的政敌看来，手淫行为隐秘、肮脏、极具欺骗性质，再没有比手淫更适合的性淫乱行为可以和女王的政治罪行、古老政权的腐朽堕落，以及这位异国王后所带来的腐化罪恶相匹配的了。玛丽女王正是想用这种肮脏行为使她的儿子堕入深渊。
一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手淫”又成为神智学会两个不同派别互相攻击的武器之一。据说学会中某一派别的一位教师利德比特（C.W.Leadbeater）——该派别的创始人安妮·贝桑（Annie Besant）后来曾为他的行为辩护——教导男孩们手淫，以此作为预防更恶劣的性行为的一种方式。神智学会的美国分会于是对利德比特的变态行为提起控诉，以表示本派别的清白。［70］（1991年，以塑造皮威·赫曼［PeeWee Herman］这一喜剧形象而家喻户晓的演员保罗·雷宾斯Paul Reubens，因在成年人电影院手淫而被逮捕，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受到重创。看来，似乎没有比手淫更令人耻辱的行为了。）
这样一种不可告人的行为很容易——至少在想像中看来——被当做敲诈勒索的依据。19世纪一家英国报纸也曾经报道，向这些受到惊吓的手淫者兜售药品的公司不断地胁迫手淫者购买更多的药品，如若不从，就会把手淫者的资料公布于众。［71］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塑造的那个贼眉鼠眼、脸上长满疙瘩、面色灰黄、不可信赖的龌龊人物尤来亚（Uriah Heep），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手淫者形象。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形象，如在狄更斯作品中也出现了其他关于手淫的有趣描述。如在《雾都孤儿》中，他引用了斯威夫特那句经典的玩笑:“查理·贝茨，查理·贝茨大人，贝茨大人”（原文为Master Bates，读音和masturbates相同——译者注）。在《远大前程》中，有大篇幅关于匹普如何试图掩藏他的“邪恶秘密”,“隐藏在裤管之下的秘密”的描写。［72］狄更斯由此开创了一个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手淫者从外表上就能判断出来。“面无血色，四肢无力，胸部凹陷，全身发软，耷拉着脑袋……脸色如死灰一般……眼神暗淡无光，眼睑低垂”。许多广泛流行的医学书籍如此描绘手淫者的形象，并配有插图《手淫者肖像》，摘自《性制度及其错乱行为》。左图是手淫者形象，面无血色，四肢无力；右图为戒除手淫恶习的形象，抬头挺胸，气宇昂扬。。而这些描述似乎还不完全足以刻画手淫者的猥琐形象。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曾经看见并且在给他未婚妻的书信中所提到的那个18岁的英俊少年，也被这一“违背自然的恶习”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一生已经全然被毁，只落得形单影只，终生残疾的下场”。最近，有人对18、19以及20世纪德国文学中所涉及到的手淫现象展开了一次广泛调查，却仍然难以完全统计清楚。在一些论文专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有关手淫的讨论。手淫者已经成为公众嘲笑或愚弄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感到惋惜或恐惧。因此，沾染了这种行为的年轻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恶习。［73］
在如上对手淫者的描绘中，医学与道德伦理互相吻合。但是，那些对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感兴趣的医生们，即使他们对于“手淫致病论”并不认同，对手淫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例如，美国第一位女性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充分运用了现代医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她认为，手淫是导致“所有其他违背自然的恶行”的两大罪恶根源之一，另外一个是家庭暴力。这一论点是“贞节运动”的主要观点——布莱克威尔曾著书支持这一运动，但是却与“手淫致病论”无关。事实上，布莱克威尔把手淫看做是推动一次政治提议的武器：在一次大的立法运动中，手淫成为女权主义抨击双重标准的核心问题。布莱克威尔认为，男女双方对性的欲望是相同的，因此，那种认为男性需要用嫖妓服务来宣泄欲望的观点毫无根据。“用嫖妓的方法来宣泄男性欲望”是《传染病法案》的支持者所倡导的。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一举措将会使19世纪的英国采取像法国那样由国家颁发嫖妓许可令的荒唐制度。布莱克威尔还认为，对于男女双方来说，手淫危害无穷，不仅因为这种行为会使性本能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因为手淫过早地开发了人的性本能，而且因为手淫会削弱人的自制力。而人的自制力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由于手淫很容易令人沉溺其中，因此在所有性行为中，它是最不容易受理性控制的一种。不仅如此，手淫还提供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性生活模式，是最严重的淫秽行为［74］——这就是它的危害所在，与肺结核或精神失常并无必然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已不再相信“手淫致病论”了，它只停留在无知者的迷信观念和民间说法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完全覆灭，因为这一理论给现代手淫文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一个始终位于西方性文化研究中心地位的话题——手淫。在与医学疾病完全脱离干系之后，手淫文化以三种互相独立却彼此相连的方式，进入到20世纪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思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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