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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由西方人传进中国，则洋人的出场必不可少。只是由于侧重点不同，他们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极大的出入。《定军山》中法国人莱昂一共只有七场戏，西班牙人雷玛斯的戏份更少。《西洋镜》将这二人合二为一，贯穿影片始终。但不管戏份的多少，爱情没有国界。《定军山》和《西洋镜》对于洋人的感情生活都有所描写，而且大方向上比较一致，但境界上还是有高下之分。
《定军山》中，关于莱昂的感情描写只有莱昂看他们的影像的一个场景和莱昂的一句话：“我的妻子，孩子，我，想念他们。”对于一个只有七场戏的过客，以这么一句话来带出他的情感，在分量上已经是足够的。而在质量上，这句话毫无疑问进一步丰满了莱昂这个人物，在打动观众的同时，更好地体现了莱昂善良重感情的个性，塑造出一个可爱的洋人形象。
《西洋镜》则在保留了这句话的同时，铺陈开很多背景内容：雷门的妻子嫌他穷而离开他，带着孩子跟了别的男人。那么，雷门的思念，雷门信中怀念的话语，雷门独自一人在异乡漂泊，雷门放映影戏，都有了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内容。
雷门这个人物对于财富的追求固然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但这一行为恰恰体现了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雷门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前资本主义精神，和影片中任景丰因为任夫人出钱给他开照相馆而在夫人面前低三下四的状态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实质上非常接近。
影片《西洋镜》之所以令人难以理解地将任夫人设计成一个不通情理，摆布丈夫，令人生厌的女人。我们只能猜想他们认为这样的设计不仅反映时代，而且有效地制造了冲突，且遥相呼应雷门这个人物。
情感中始终掺杂金钱因素，是《西洋镜》的一大特色。刘京伦的父亲强逼他娶富有的江寡妇，还现身说法地告诉他自己是为了他好。刘京伦为自己和谭小凌的爱情的未来苦恼主要不是因为彼此地位的悬殊，而是因为大观楼的影戏抢了她父亲的生意。虽然这样的思路在逻辑上完全成立，而且更容易产生戏剧张力，在叙事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但非常可惜，所有的有利条件都没有能够被有效积极地使用。因此，尽管《西洋镜》相比《定军山》花费在爱情上的笔墨更多，且作为一条并行于拍影戏的叙事线贯穿始终，但刘京伦和谭小凌的爱情故事异常苍白，纵观全片，没有一个细节或是场景能令我们有所感触。
刘京伦和谭小凌的爱情，除了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冲突，上面还套着一个公主和穷小子的爱情模式。归纳一下便是通常所认为的东方的传统婚姻模式加上西方童话式的爱情。当然这么安排如果是考虑到影片的商业效果，确实也无可厚非。
但第一个问题已经出现，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冲突是不是只发生在古老的中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单单借宣扬自由恋爱表现东西方不同的爱情观念，营造冲突，以得到观众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需要的是人物个性化的举动，丰富的内心世界所外化出的行为动机。《西洋镜》的编剧和导演却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爱情实践，以此点来导入影片的爱情线索，实在不是聪明的选择。
而以公主和穷小子的爱情模式来令西方观众产生共鸣虽然没有不妥之处，但其同样是中国的传说和神话的主题之一。在对东西方文化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生造出一个东西方混合在一起的双层结构的复杂爱情故事，实在难逃落入俗套的命运。但俗套又并非完全不可取，关键是，一切早已存在，如何去挖掘，怎么来表现。
刘京伦比之刘仲伦，他对于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贡献更大。身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个性上理应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在对待自己爱情的态度上，也必然有更坚决的追求幸福的勇气。但影片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雷门没完没了地关心刘京伦的感情生活，为他出谋划策。西方人不但带来有形的文明产物，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爱情观念。为了表达西方文明对古老东方国家的改变，影片强行牺牲掉人物鲜活的性格，从刘仲伦的灵活主动，到刘京伦的被动消极，一个原本复杂立体的人物变得简单平面，成为影片中最大的败笔。
“什么都不凛”的北京胡同女孩翠儿变成京剧名角的千金，这个改变虽然太过刻意，但本可完全不影响到影片的质量。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在爱情面前都只有一个身份——恋爱中的女孩，不同的是性格。《西洋镜》完全可以在人物个性上深入研究，创造出一个不逊于翠儿的角色。可是《定军山》中所有的展示人物性格的动作、神情，在《西洋镜》中几乎完全没有，谭小凌只是一个美丽的符号。虽然影片把原剧本中一些属于翠儿的戏给了谭小凌，比如说女扮男装去看影戏。但原剧本中这一事件发生在女人还不可以去看影戏之时，于是翠儿的行为，刘仲伦对这种行为的发现，对两人关系的发展和体现人物性格都有明确意义。而在影片中，谭小凌女扮男装，却是莫名其妙地挤在一帮男女之中，唯一的解释是她不愿意被认出是谭林培的女儿。对于展示谭的个性，暗示她和刘的关系上有一定的剧作上的功能，可是因为时机的差异，身份的不同，这种功能被削弱了很多。很大意义上，只是一个使她们两人见面的场景，然后给刘京伦一个表白的机会，而这表白还是在雷门教导下学会的，而且语言不中不西，很是古怪。如果对两人的爱情有更深的时代社会背景的挖掘，相信必然能找到更加适合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细节。
谭小凌未经父亲同意跑去照相，参观刘京伦的放映室，在刘京伦为她送还扇子时故意要刘替她拿着扇子，这几个场景和上面所述看戏的情景所传达出的其实是同一个信息：谭小凌是一个开放、勇敢，性格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女孩。这样的大家小姐是一个在电影中已经被用滥的形象。没有新意的形象加上没有新意的桥段，使角色的面目变得模糊。
江寡妇因为被分派给刘京伦，原剧本中首饰楼和张寡妇的精彩描写便被彻底舍弃，这使影片失掉的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也丧失了生动饱满的风俗民情。影片的丰富性、时代感都大打折扣。
任景丰的爱情在《西洋镜》中则被彻底颠覆，原剧本中的夫妻恩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父母之命的不幸福的婚姻。更糟糕的是，他的生意是靠岳丈大人给的钱起家，仰人鼻息到没有权力带刘京伦这个照相馆的伙计到家里吃饭。和刘京伦一样，他也由《定军山》中的复杂人物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简单人物。
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虽然在他本人身上没有发生爱情，但他对爱情的态度反映那个时代普罗大众对于爱情的态度。这个人就是刘仲（京）伦的父亲。在《定军山》中，刘父是个生动有趣的老人，对刘仲伦和翠儿的爱情显然是抱着不干涉甚至赞同的态度。但在《西洋镜》中，他为了钱不惜断送儿子的幸福，当然他自己肯定不这么想，只是这种觉得有了经济基础婚姻才会幸福的想法，显然是导演和编剧强加的，因为刘仲伦此时已经是丰泰的伙计，生活不存在问题。就算是没有丰泰的差事，以刘仲伦的聪明和坚持，绝不至于没有生计。一个父亲非要把完全有能力自立的儿子推到吃软饭的境地，实在令人费解。影片爱情方面的思路在这里混乱纠缠。
以上分析比较了《定军山》和《西洋镜》中对于爱情的不同处理以及这不同处理手法背后的观念差异。这其中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剧作上的缺失，有很多深层复杂的问题存在。但仅就表面来看，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定军山》中的爱情是推力，《西洋镜》中的则大多为阻力。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出发点不同，《定军山》的重点在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在电影这个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何被中国文明同化，爱情的冲突不是它主要的着眼点。而《西洋镜》旨在表现东西文化的冲突，表现西方文明如何改变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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