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定军山》与《西洋镜》：人物比较
梁舒蔚 （香港）北京电影学院2003级电影剧本理论及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部电影，如果要引人入胜，人物的刻画与创造，是不能忽视的。要让观众投入于电影之中，首先要令他们对剧中的人物有了认同、能代入剧中人物的处境，才能经历他们所经历，体会他们所体会。电影之为艺术，首要的是能感动人心，必须成功地创造出能让观众代入的人物。无论是编剧抑或导演，相信在他们构思一部电影的时候，在设计人物方面下的工夫一定不少，甚至可以说应该是占大部分时间的。因为人物往往是带动故事发展的元素，拍什么题材，拍什么风格，乃至拍给什么样的观众看，都会影响他们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因此，电影故事中的人物与拍摄电影的动机往往是息息相关的，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要谈剧本《定军山》与影片《西洋镜》中人物的区别，首先要考虑的，亦是其拍摄电影动机的不同。电影导演对剧本作出了很多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在人物上。
在《定军山》的剧本一开始，编剧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的创作理念：
《定军山》虽然讲的是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的故事，但是，作为作者，在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的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电影这一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何被中国文化同化的过程。
这动机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是“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的故事”；其次是“电影这一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何被中国文化同化的过程”。以下，将试从其剧本中的人物设计加以说明。
原剧本《定军山》用了很多细节来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其用意在于向观众展现一幅众生相。为了纪念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编剧保留了历史事实的大框架，更对主要人物刘仲伦、任景丰与谭鑫培下了最多的笔墨——剧本内提到刘仲伦的名字总共有458次，提到任景丰的名字总共有257次，而谭鑫培有134次；至于为了丰富故事而加入的虚构人物，如福官、翠儿、小迷糊与首饰楼，分别依次序是112次、95次、64次与57次。而其余的人物，皆在50次以下。当然，落笔的多少与刻画是否深刻并非有必然的关系，但事关人物在影片中的戏份。编剧把最多的笔墨放在主角刘仲伦与任景丰身上，足以证明其动机在于贴近史实，在这个大前提下，再创造出一部既好看又有纪念意义的电影。
第二个层面来看，编剧亦想展示电影这一西洋文明的产物如何被中国文化同化——主要是借着刘仲伦与任景丰这一道桥梁。
主要角色刘仲伦与任景丰共同代表着对新事物抱开放、好奇态度的中国人。刘仲伦出场的时候，抱着一个手摇留声机，后来他常常身边带着它。再如第三场讲述谭鑫培进入丰泰照相馆照相时，“刘仲伦混进了照相棚，站在相机前，冲着镜头极好奇地左瞧右顾……众人将目光投在谭鑫培身上，唯有刘仲伦，一眼不闪地盯着照相机，流露出渴望、好奇和羡慕的神情”。至于任景丰，他曾经留学东洋，并接触过影戏，回国后就开了一间在当时少见的照相馆。此外，他们二人都对影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刘仲伦发自本能，而任景丰则出于生意人的直觉，认为其有利可图。正如剧中另一人物海宽所说：“洋人归洋人，影戏归影戏——这影戏，倒是好东西！”电影最终能被中国文化接受及同化，正是这些对外国文化抱开放态度的中国人的努力促进使然。而编剧集中地表现了主要人物客观、冷静、开明及富好奇心这几方面。
影片《西洋镜》的拍摄动机，同样在影片的人物塑造上可见一斑。导演胡安是旅美华人，凭借其个人的生活体验，将此片的视点转变为中西文化冲突。影片亦集台湾地区、德国及美国等地的资金，其市场必须要迎合国际化口味，于是，她聘请好莱坞的编剧把原剧本做了重大的修改，拍成《西洋镜》。把原剧本与电影中的人物作一对比之后，发觉电影的主要角色由刘仲伦和任景丰变为刘京伦和雷门，把翠儿的角色删去，增加了谭老板（影片中的名字是谭林培）的干女儿谭小凌；此外，原剧本中的一些配角人物也被删去。导演的意图很明确，是想把一些她认为的枝节删去，把人物集中化，建立富于冲突性的剧情和张力。
影片《西洋镜》中，以雷门与刘京伦代表的一派，是电影在中国的推动力，促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诞生；而另一派是京剧大角谭林培与丰泰照相馆的任老板，他们代表着保护中国文化的力量，为了京剧的存留而反对西方文化产物的入侵。这就是影片的主要冲突。在此之外，又有另一条冲突线的发展，便是刘京伦与谭小凌之间的爱情，受到江寡妇与刘父的阻碍，亦即西方文化提倡的自由恋爱与中国传统的盲婚哑嫁之间的冲突。最后，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大获全胜：一方面刘谭的自由恋爱终于被认可；另一方面西洋影戏不但受到中国人的接受，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更在雷门的帮助下拍摄完成。影片最后一幕，是雷门拍摄的录像片段，他代表着西方文明，救赎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他那伟大的精神永远地留在了纪录片上。为了配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导演重新选取了角度，亦因应地删改了原剧本的人物设置，不过，被牺牲的是原剧本的写实风格，人物亦不及原剧本那样有趣生动。
《定军山》描写的主要人物刘仲伦，年轻、聪明、好奇心强，他的出场——“刘仲伦二十挂零，一脸的机灵劲儿，怀里抱着一个手摇留声机”——精要地道出他的性格特征，亦配合了他的年龄身份。在对摄影机产生兴趣后，他便很想在丰泰工作，编剧用了众多笔墨去写刘仲伦获取丰泰照相馆一职，让观众了解了刘仲伦性格特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此再加上他的好奇心，才成就他最终成功地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
电影《西洋镜》又是怎样描述刘京伦的出场呢？为了迎接京剧大角谭老板来，全照相馆的人都在忙。任老板四处找寻刘京伦不获，原来他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身旁放了一部留声机，一边在玩留声机的喇叭，一边查字典找留声机的英文发音。这里，刘京伦予人的印象是做事不分轻重。固然，这也表现了他好奇心强的一面。后来他常常借故要照顾患病父亲而离开照相馆，其实是去学拍影戏，更进一步坐实了他是一个撒谎及不负责任的人。当然，人性中是可以具有缺点的，有时候缺点甚至会增加一个角色的可爱程度，但是这个缺点却伤害了这个主要角色的形象。原剧本描写刘仲伦有坚毅的精神这些性格上的亮点，在电影中也不见了，这又是失败的一笔。其实，影片中的刘京伦面对的困难及阻碍比原剧本更多，但是导演却没有把他的坚毅精神展示出来，导致这个角色欠缺主动性。
原剧本与电影对比，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这个角色亦明显有高下之分。《定军山》中的任老板曾留学东洋，是一个目光远大、精明能干的人，并通过一系列的情节铺陈出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塑造得颇具层次感。对比之下，《西洋镜》的任老板少了一些性格上的转变，比较平面，而且不讨人喜欢。由影片的开始至结尾，他都生活在太太的控制下，显得懦弱与自卑。最后虽然导演用字幕交代了任老板与刘京伦拍出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任老板是如何下定决心突破各方面的掣肘，导演没有任何铺排，因此欠缺说服力，不如不提。
如前所述，导演为了把剧情冲突化，放弃了原剧本具备的写实风格，但是人物的塑造并不应因此而脸谱化，影片却自始至终都犯了这样的毛病。另外，原剧本有很多有趣的人物描写，占的篇幅不多，但却能令电影生色不少，导演亦一一放弃了。那些人物的细节，既不影响电影叙事，又可丰富趣味性，却被删改，实是一大可惜。
总之，与原剧作者认真搜集资料、仔细推敲角色相比，导演在删改剧本时，没有认真梳理角色的脉络关系，以致影响了最终影片的吸引力，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