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山》第一部分
改编背后的文化立场转移(1)

    从《定军山》到《西洋镜》：改编背后的文化立场转移

    钟大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导，电影史学家

    电影剧本《定军山》本来是青年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中国电影九十年筹拍影片而创作的，但由于资金未能到位而没有拍成。最终几经周折卖给了旅美华人胡安，经她做了重大的修改后拍成了影片《西洋镜》。它的命运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来说多少有点象征意味。面临经济困境的中国电影，由于缺乏正常的投资机制，维持再生产已有相当的困难。但中国电影作为一项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创作经验的文化资源，其实是有着巨大的文化潜力的。依靠境外资金进行电影制作，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已成为今天电影生产的一种新的运作模式。除《西洋镜》之外，近年来的《洗澡》《走到底》和《庭院里的女人》等影片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来自境外的投资，特别是创作人员的介入，究竟对影片的面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现在这类影片数量还不大，但从已有的这少数几部影片所反映出的某些现象已值得我们思考。本文意图通过对于这部影片的改编过程的点滴分析，探讨一下其文化立场的转移是如何实现的。

    《定军山》的文学剧本早在1995年就发表了，并曾在台湾获得了优良剧本奖，在内地也广受好评。而拍成的影片对剧本改动很大，以致台湾金马奖将通常授予从其他媒介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最佳改编剧本奖授予了《西洋镜》这部由原创剧本拍摄的影片。由此可见，影片的改编也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平心而论，《定军山》是个好剧本，《西洋镜》也是部不错的影片。但说两者“好”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定军山》的“好”在于它是一部构思严谨而又充满才华的历史片剧本，通过鲜活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中国电影诞生的历史，有着较丰富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西洋镜》的“好”则是由于较成功地将个人化的历史表述与满足商业目的的叙述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了影片较好的观赏性。

    本文并无意全盘否定导演胡安的创造性劳动，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影片所取得的成绩是以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原剧本对历史的真实表述为代价的。电影创作对历史进行虚构本无可非议，但当它宣称自己讲述的是一段信史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将历史本身作为一种参照，引进对影片的评价了。

    《西洋镜》对《定军山》在叙事上做了很多的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外国人雷门这个角色。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影片的叙述视点，从而也彻底地改变了影片的文化立足点。由于这一改变，以前剧本里的主要人物刘仲伦（影片里叫刘京伦）和任景丰等人物在叙事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也都随之改变，整个影片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关《定军山》拍摄的历史记载十分简单。我们只知道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字景丰）曾在日本学过照相，见过电影。回国后开了家丰泰照相馆，还开了家大观楼影戏园子放映电影。后来为扩大片源，把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的拿手戏《定军山》拍成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摄影师是照相馆里的照相师傅刘仲伦。剧本正是依据这些简单的史实敷衍成篇，塑造了刘仲伦这个顽皮、聪明，对任何新东西都敢于大胆尝试的年轻人。刘仲伦在剧本里是叙事的核心，是推动剧情前进的最主要力量。先是留声机，后来是照相，最后又是电影，出于天性，他被这些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并投身其中。剧作者并没有赋予刘仲伦过多的理性色彩，把他描写成一个目标明确、奋力追求的探索者的形象，而只是通过一系列细节表现了他对新事物的这种好奇心和灵气。进了外国人开的影戏园，他就爬上放映孔，对着放映机镜头做起鬼脸来。此后他的那些诸如用镜子反射日光照明放映机和偷脚踏车发电等创造，也都是随机应变，聪明之中透着顽皮。他周围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把电影、照相这些西方传来的新鲜玩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一种威胁，而是对它们也同样充满了好奇，虽然比刘仲伦少一些尝试的勇气，但也谈不上从心底里有什么抵触或反对。这一基本态度使剧本没有着意于复杂曲折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的波澜，而是娓娓道来，平静地讲述了一群老北京的普通市民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普通人并没有期待着做出什么创造历史的壮举，也绝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正在将一个前途无量的新媒介催生于中国的大地。他们只是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着乐趣，凭着自己对新颖的娱乐形式的敏感和热爱，于不知不觉中拍出了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突出强调电影作为一个外来物的一面，而是着意把电影作为一个新事物来看待，表现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态度，及人们如何看待它与京剧等已有艺术或媒介的关系，展示了人们对它认识、掌握，并用以进行自己的文化表述的过程。

    如果说《定军山》讲述的是电影这一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何被中国文化同化的过程的话，《西洋镜》讲述的则是电影这个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外来事物如何冲破重重阻力进入中国的故事。影片增加的外国人雷门取代了剧本里的刘仲伦，成为推动剧情前进的主要动力。致力于电影的雷门和在他影响下的刘京伦为一方，与拍照片和演京剧的任景丰、谭林培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作为情节主线贯穿了整个影片。雷门的第一次出场就受到了任景丰的冷遇，周围的百姓也对这个“洋人”颇为不以为然。就像剧中一个群众角色说的，“看谭老板戏的（人）就不能去看西洋影戏”，是否观看影戏在剧中中国百姓眼里成了个立场问题。刘京伦开始也是出于好奇，并不相信照片真的能动起来。可他一旦见识了影戏，生活便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刘京伦的爱情线在时间上占了不少，但其进展与刘京伦在学做影戏时从雷门身上受到的西方文明观的影响直接相关。雷门带给他的不仅是电影，还有对生活、对爱情的一系列新的见解，推动着他对生活的追求。刘京伦在精神上对雷门的倚赖关系在他身穿西装去看京戏被抛出门外那场戏里被强调到了极致。当刘京伦脱下西装甩给雷门，抱怨他使自己失去了工作、回不了家、在朋友和谭小凌面前丢了脸时，雷门的回答是：“你不干了？走吧！我不远万里来这里，用不着别人，也不能让你这软骨头给搅了。”在一通大骂之后告诉他：“你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你和环境不相容，你无处可去了。”刘京伦的确别无选择，他又回到了雷门的身边，寄希望于给慈禧太后放电影的成功可以使国人接受影戏，可意外的火灾和雷门的离去彻底打破了刘京伦的影戏梦。我们看到六个月后的刘京伦已经意气消沉，又是雷门寄来的胶片和热情洋溢的信重新给了他力量，使他重建了自己的影院。雷门虽然走了，但他的力量仍然存在。这似乎就是影片所要告诉我们的。影片结束于一组字幕：“1905年，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刘仲伦拍摄了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这部影片是京剧泰斗谭鑫培的《定军山》。电影大约在一百年前流入中国，最早在中国拍片的西方人已无考证。”在做字幕衬景的仿纪录片的黑白画面里，我们又看到了曾在雷门寄回的胶片里看到过的站在长城上手持取景器的雷门。导演似乎怕观众忘记，最后再提醒一次，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是西方人，没有他们的推动，刘京伦（或者说中国人）是不会想到拍电影，也没有勇气和力量把他的影戏梦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