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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这部影片中看到了最为流行的好莱坞模式。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影坛出现了一种潮流，将摄影机的镜头从失业和战争方面转移到对人际关系的关注上。不少影片把现实生活中两个人之间的一段感情关系作为情节的核心，展开它发生、发展和产生结果的细腻过程。尤其是在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样的影片已经成为一种情节的模式，被各国电影一次次地搬演着：两个在民族、宗教、出身、性情等方面有着极大差异的人，由于一种机缘而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便从相互的冲突或抵触开始，最终达到沟通，从而产生动人的情感。例如法国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德国的《恐惧吞噬灵魂》、日本的《远山的呼唤》和《谈谈情，跳跳舞》、苏联的《两个人的车站》和《办公室的故事》、巴西的《中央车站》等，数不胜数。美国电影在这一模式中更是创造出了无数的风靡世界的作品，例如《雨人》《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漂亮女人》《绿卡》《金钱本色》《为戴丝小姐开车》……这些影片都有一个同样的大主题，就是心灵和情感的沟通。传统的冲突律要求剧作将情节建立在冲突上，要求冲突快速展开，然后便以剑拔弩张的方式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高潮，并在影片临近结局的时刻制造出冲突的总爆发，使争斗的双方展开最后的你死我活的决战。这种模式却恰恰相反：任务的关系确实是从冲突或者抵触开始，却逐渐地化解，最终达到了心灵和情感的融合。剧作的高潮不再是争斗的高潮，而是情感融合的高潮。如果我们说传统好莱坞曾经把“灰姑娘可以变成公主”作为它制造的梦幻，那么今天好莱坞却在制造另外一种梦：具有差异的人之间最终都会产生动人的沟通。《西洋镜》便是好莱坞新梦的中国版本，表面上看这部影片所表现的情节是《定军山》的拍摄过程，但实质上它的情节主线却是刘京伦与雷门的感情关系线。他们从相互警惕乃至对立开始，在交往之中逐步了解对方，最终形成了难舍难分的情感。这部影片像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没有把客观再现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只是借着这样的历史事件来表达影片创作者对今天生活的感受。因此，整部影片便渲染出一种浓浓的温情主义情调。
另外，导演的态度也如同好莱坞电影导演，她显然不希望影片承载过多的哲学和社会学责任，不打算把它搞得过于沉重，而是在轻松幽默的情调中展现有趣的细节和场面。影片导演追求的只是“戏说”“好玩”。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做到了。很多普通观众认为那些夸张的细节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欣赏这种轻松心态。
这部影片比起很多的说教的、枯燥的、做作的国产影片不是要强很多吗？为什么却受到这么多的责难？尽管拍摄的剧本与原剧本有了很多的不同，但依然可以看出原剧本提供的扎实基础决定了影片的品位。当然，胡安和她的制作人马也可圈可点。第一次拍摄电影就有这样的成绩，很是不俗了。我总以为，一部影片讲一个故事并不难，难的是用一种情调、一种语气来讲。《西洋镜》做到了这一点，它像一首欢乐温情的《步步高》。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当剧中人物坐在大车上开动摄像机拍摄的时候，镜头反打，却是真正的粗颗粒纪录片：那些当年的中国人好奇地追逐着摄像机。这个处理十分机智幽默。当然，作为胡安导演的处女作，幼稚之处在所难免。一些镜头不流畅，群众演员还是比较僵，最后刘京伦读雷门的来信那个段落流露出好莱坞俗套的煽情意图，十分做作。而且，很多地方依然暴露出人为说明主题的痕迹，过于暴露了作者的意图，例如硬安排雷门去拍摄长城。
电影是个百花园，牡丹是花，昙花也是花。如果花坛里都是常青不老的万年松，没有“一现”的昙花，那该是多么枯燥的事情？我们会有拍摄很“狠”很“土”的影片的张艺谋，也有板着脸讲哲学的陈凯歌，更有嬉皮笑脸的冯小刚，现在胡安穿着西服唱京戏来了……多几样也不错。
（原文刊登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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