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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到了1928年，戈达德改变了看法，承认那些比纳测试的心理年龄低于十二岁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低能，而即使是愚鲁，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不必加以隔离。至此，戈达德的立场与比纳的立场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这时候，比纳测试被作为测试天生智力的方法，早已在美国流传开去。这得归功于另一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1911年比纳测试的最后版本包括54道题，只测试到十六岁水平。特曼在1916年对比纳测试做了扩展，包括90道题，测试到“超级成人”水平。特曼将每个年龄的儿童平均得分设为100（即心理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允许有15分的偏差。他把这个测试称为斯坦福—比纳测试。和戈达德一样，特曼认为低能是社会美国心理学家、智商测试的推广者特曼。败坏的根源，“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低能者，但是所有的低能者都至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谁都难以否认，每一个低能的妇女都是可能的妓女。道德判断，就像商业判断、社会判断或其他任何高等层次的思维品质，是智力的功能。如果智力滞留在幼稚状态，道德不可能开花结果。”特曼认为智商高低决定了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根据每个人的智商进行分工的社会，智商低于75只适合于干粗活，75—85只适于干半技术活，“智商高于85者当理发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要在社会上成功，可能需要有115或120以上的智商。因此特曼希望能测定社会上每个人的智商，由此有了另一个创新：使智力测试大众化、商业化。比纳测试必须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主持，每次只能对一个儿童进行测试，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特曼却希望每个人都接受斯坦福－比纳测试，为测试提供了标准答案，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测试、评定结果。一个儿童在经过5次30分钟的测试后，就被测定了智商高低，该结果可能影响其一生。智商测试很快成为了一个产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工业，各种各样的版本被发明、推销，而所有这些版本都以斯坦福－比纳测试为依据。斯坦福－比纳测试成了以后所有智商测试的标准，一直被使用到现在。
但是从一开始，“智商”学派就在学术界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至今也没有平息，而智商学派几十年来也未能充分地回应这些批评。智商学派声称智力测试与文化背景、学习内容无关，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能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某些问题和标准答案，显然是在测试对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社会规范的理解程度。例如在斯坦福－比纳测试中，有一道题是：“我的邻居来了三个不寻常的访问者，先是一位医生到他家，然后是一位律师，然后是一位牧师。你认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特曼提供的标准答案是“死亡”：医生做最后抢救和死亡鉴定，律师草拟遗嘱，牧师接受临终忏悔。显然，一个不了解西方临终习俗的人，很难做出正确的回答，将会被认为“愚蠢”。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一定会按标准答案回答。特曼只对一名他称为“有觉悟的年轻优生学者”的男孩的非标准答案破例接受（这名男孩回答说是“结婚”：医生来查看未婚夫妻是否适合结婚，律师草拟婚约，牧师主持婚礼），但是对其他答案一概认为是错误的，最常见的错误答案是“离婚后再婚”，至于其他虽然合理但是太简单的答案像“聚餐”、“娱乐”都不被允许，过于复杂的、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答案（比如“某人病危，在临死前结婚和立遗嘱”）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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