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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说日本人也不是都那么坏呀,他也真是没办法。他跟我讲,他说的话是真话呀,他说我们做特务的人都昏了头。我说怎么讲?他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收买,找情报贩子,什么玩意儿都收买。他说我告诉你,别的事情不说,我就告诉你,在我的总领事馆,有一个副领事是专门管这个的,你知道他经费多少钱?他的经费比我的领事馆的都多,他有十万块的特别费,他的特别费要开销他就得买(情报),他说甚至于呀,你的字纸篓里撕的字纸他都买。他说那些军人呀冲昏了(头),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什么他们都信。
他告诉我一件事,日本给我一个勋章,是总领事给我送来的,日本方面的报纸说,我把勋章拿起来就摔地上了。
这个总领事说,哪儿有那么回事呀,但是我们的谍报就说你摔地上了,谁给的谍报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挂起来了,这个旗呀,是我们被服厂一夜两天秘密做出来的,我们把旗发出去,所有的旗都挂出来,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讲这段事情。
曲折?没有什么曲折,就是他们逼我们不许挂,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讲过,那个人我佩服他到万分,就是田中派来的特使——林权助。这个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来是谁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后来的皇帝的老师呀。
哎呀,这个人可会讲极了,那他把我讲得呀,劝说我好多的话,都是那个时候的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什么的。
我没给你讲过这段?我总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模棱两可。
到最后呀,这个人好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后来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觉我有一点太过于兴奋,有一点失言。
在林权助那个事情上,我认为我失言,我自己后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点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后我请他吃饭,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他跟我父亲认识的,他说我跟你父亲的关系,又是田中派我来当的特使,奉命而来,你始终不跟我说一句落实的话,竟说这种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说我这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来到你这儿,我回去无所交待呀,我没得到你一句话呀。
我也喝了一点酒,我本来那个时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点酒,那么稍微跟他说了一说,说到最后,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他很高兴,他说很好。
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人。
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话,我去送行的时候,他带了个随员还要跟我讲,他指指他,不让他跟我讲,不让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么失言?他回去后就说,以后你们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后不要想这个人。他回去在日本公开发表了,回日本公开地讲,他说日本不要对这个人再做什么打算。所以日本就决心对付我了。我这一句话就失言,我说你没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国人可以,我是中国人呀。所以我说我失言,日本以后就开始对付我了。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呀!
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话,我怎么责备不懂得情理?我父亲为什么死的?我先问问,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给他们当傀儡!你要做,你就得当我的傀儡呀!明白这话?
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说笑话,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说,你们日本人呀,不能够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说一句笑话,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别吱声,咱俩就算了,你干吗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觉了。我说你们日本人就爱干这种事。
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呐!
说大帅如果在的话,不会跟中央合作,这话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说这个事情,这话也有道理,那时候我父亲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么做,那不知道。
我说日本人混蛋,也许那时候操纵我父亲能比操纵我容易。他们没想到我这个家伙是这样的。
我现在九十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
你知道,就连杨宇霆他也想操纵我,都想操纵我,(但)我这人不受操纵的,今天说一句话,就连蒋先生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那我这人做事就这样,那时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
[编者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专列经过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时,被炸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护南京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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