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这一局面之出现，他这个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历史家就很难下其定论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枪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的、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无定论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卢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
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30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
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大陆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足，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