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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这本来不足为奇。但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之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分歧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公开化了。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画脚之态。10月2日双方开始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这样的会谈当然谈不拢。然而这次会谈加深了对问题的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继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新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近代中国有志改革的优秀人物曾长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寻求真理，包括青年陈毅在内，而最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将马列主义送来中国的。“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又招致革命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负伤的陈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这时起，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划时代的转折。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给中国经济建设以大力支援。1952年陈毅随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亲切接见。斯大林为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这使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为感动。但即便如此，陈毅也不盲目崇拜苏联，而是独立思考和客观地观察苏联。他看到了与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阴暗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值得忧虑的前途。
果然，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方面拒绝。然而赫鲁晓夫来访之日为此事受到中方责问时又矢口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事实，令他语塞。碰壁之后他并未改弦更张，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和公开中苏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边缘。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做出何种抉择。
“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陈毅1963年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做出这样的抉择需具有极大勇气。1959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境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就在第二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国党发难并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愤慨。陈毅在8月4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深沉地说：中国经济受损失还是小事，对两国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尽管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时仍以团结为重，热情地欢送苏联专家。陈毅在欢送晚会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密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我们一向把专家们当做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毅对苏共“老子党”的作风，是警惕的，经常对有关工作人员指出其危害性。
1960年11月，陈毅访阿富汗归来在新疆伊犁停留，在机场接见了苏联驻伊犁领事，接着来到中共伊犁区党委。不料那位领事也理所当然似的跟着进来参加开会。陈毅警觉了，不客气地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告别了吗？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领事哑口无言，道了歉赶紧走路。陈毅再一问，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这里的干部以为既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陈毅感慨道：“我们同志太老实！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所图。1962年春他们欺骗、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问题的实质正是独立自主同霸权控制的矛盾。陈毅对此有一句传播于世的精当比喻——“我们不做卫星国。”1962年西方记者报道陈毅在日内瓦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便用这话作为黑色粗体字通栏大标题。陈毅在那次谈话中不无辛辣地说：“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为此，陈毅身体力行。经济上“卡脖子”吓不住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没同意。“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为带领人民渡过难关，1959年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薪水，毛泽东找了陈毅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100元，都认为这有很大政治意义。作为外长，陈毅在这方面更大的贡献在于向各国的首脑、议员、记者做有关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工作。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展示矛盾，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新中国科技战线早期领导人之一，陈毅对苏联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并和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来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权利的行为尤感气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听命于苏联。中国政府1963年6月6日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当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陈毅始终牢记着中苏人民之间多年积累的深厚友谊。他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中苏人民的友谊，讲苏联专家们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他讲过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时带的是苏联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陈毅称赞这话讲得好，表达了两国人民互学互助的愿望与友情。直至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他仍在苏联驻华使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酒会上发言，引用“友谊贵如金”的中国谚语，强调了两国友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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