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 精选（三）
《陈毅传》 利用，限制，改造(1)

    第四节  利用，限制，改造

    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党内路线错误的发生，或是“左”倾或是右倾，都直接间接地体现在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建国后每当国内经济战线发生大的矛盾斗争时，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的市长，总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1950年3月，为彻底扭转十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的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便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反倒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2月份关厂53家，关店349家，劳资纠纷592起。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预计3月份开学后全市私立中小学将有30％要停办……陈毅知道国家经过25年战争，经济已百孔千疮，收公债纳税款涉及国家全局利益不得动摇，可是——

    税务局长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来信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陈毅接见问需贷款多少能维持？答曰：200多亿。① 陈毅应允加以考虑。但其他成千上万企业的困难怎么办？不断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店关门停业，门外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开会要派人去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陈毅特地赶来嘱咐道：“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然而，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还有必要由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仍感无把握。忧虑何在？三个月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明了当时自己的心情：

    “最近，就是2月轰炸、3月搞公债税收，这段时间最紧张。……这个紧张主要是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发展到跟工人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共产？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坚持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过去收税比较轻，多照顾，进步比较慢，量力而行，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发生了动摇。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照一照镜子并不十分像，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

    但作为一个经历了30年斗争锻炼的马列主义者，陈毅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3月12日，他亲笔起草并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5000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4月底；税收责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人资本资金周转和定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电报发出，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又连续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与谭震林等一起出席，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3月24日，陈毅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第二次电告中共中央。同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税收问题的争论分歧上来。

    3月份上海税额增至5000亿，但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超额16％，显然用力太猛。在陈毅召集的华东财委和市府总党组干事会的联席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账重罚”、“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严厉尖锐的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他愤然道：“这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番话的意义决不止于税收问题，而是体现了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勇气和政治上的成熟。再加上“讲真话，天不会塌”，敢于向中央直言的精神，这就是建国后的陈毅正气磅礴的政治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