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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12时45分，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王家坪的签字仪式上签了字。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表示完全同意，并积极要求毛泽东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由他负责转交。这样，下午2时，一切办妥，赫尔利和周恩来便上了飞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赫、周同蒋会见时，蒋介石拒绝在毛泽东和赫尔利都已经签了字的《协定》上签字，而提出了一个《抗战建国政策》，即所谓蒋之“对策”（对案）三条。其内容当然是旧调重弹。孙科在重庆向中共献策：“用蒋现有的形式，放进中共的内容。”周恩来为便于中共中央多方面考虑，试拟了一个“复案”，并附《备忘录》三条，报请中央审示。
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意见。
陈毅看了“复案”，又一次查阅了此次毛、赫谈判记录，他作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他认为，第一个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在毛、赫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的西南大局，因为签字仅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就是说，蒋介石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并不会因签订了一个协议而能改善。蒋介石签字以后，共产党能在其内阁中加入一两个阁员，这在蒋介石方面来看，已被认为是大大的出手和让步了。可是，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重要的是抗战全局。而抗战全局的中心已转移到敌后和我共产党方面。这方面是蒸蒸日上，并不依赖那个协定而有所裨益。试想，如果仅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入阁，对于无可救药的蒋政权确实只能起到“奔丧”甚至“殉葬”的作用。要使协定对于国民党西南大局起一定的挽救作用，就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办法：在几个要害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而这一点，蒋介石是决不肯做的，美国压力再强也不能达到目的。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这只能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而国民党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控制中共的发展，历史的教训对他是起作用的。他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他是更恐慌、动摇、害怕了。他是宁愿走反动的绝路也不会按照中共的意愿办事的。
陈毅从宏观上分析蒋介石的意向，他不会走赫、毛、蒋合作的第一条路，他现时要走的是第二条路。
至于美国，陈毅认为，他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美国是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改革政治。陈毅记起了在延安第三次谈判时赫、毛的一段对话：
赫：“如蒋问：‘接受五要点，是否就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
毛：“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赫：“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
毛：“要他当政府主席。”
赫：“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第三步把每月2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花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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