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 精选（二）
《陈毅传》 会见毛泽东(1)

    第二节  会见毛泽东

    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导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十年不见了，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革命事业已有很大发展，陈毅感触极深，作《延安宝塔歌》一首以抒怀。但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问题。

    1954年2月16日，陈毅在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说：当时毛泽东却给他浇了浇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又给他讲了许多党史问题。陈毅乃静下心来，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一进入对敌斗争的回顾，陈毅立刻精神振奋，思潮汹涌，这总结报告于4月底完成。在《结束语》中，他自豪地写道：

    “在华中6年工作的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而日军是逐渐削弱，“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国民党虽有“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动政策自取溃灭”。所以陈毅充满信心“坚持抗战，过渡新时代，迎接胜利”。

    在写作中，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系念殊深。

    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电文所反映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