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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陈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直到2月1日，红军才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邬境内的罗幅嶂，歇脚一天。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就这支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前委过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领导，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军队，现在暂时没有固定地区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工作，大家认为不需要重叠机构，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可以改为军政治部，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决定将红四军所属部队进行改编，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此事议而未决。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拊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井冈山的红军。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三千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求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如果开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他置之不理。而实践正好证明，分兵就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1929年2月10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闻风尾随而来。陈毅、林彪命令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士俭率队阻击，使敌军暂时不敢前进。胡士俭却不幸牺牲。这天，正是旧历除夕，然而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部队饥寒疲乏，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三十面对冷灶黑房，20多天郁积的烦闷恼怒简直要爆炸。有的怪军长“无能”。有的叫“拼了算了！”
陈毅出席当夜的前委会。他见朱德在会上特别沉静。朱德引导大家分析敌我形势。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敌气焰骄横，必然轻进。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朱德、陈毅都了解他的战斗坚韧性不足。此次他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形有利。朱德在来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过周围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带有条件设置伏击圈。毛泽东微笑点头。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却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这是出山以来的首次胜仗，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准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将信将疑。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
宁都守敌吓跑了。2月12日，红军不战而进宁都城。红军得短暂休整和少量补给。数日后，赣敌李文彬旅三个团急急赶来，红军主动撤离宁都。
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坳，遭众多敌军截击。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2月19日到达东固地区。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是五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1928年9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段起凤）。1929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独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游击秘密割据”或“飘忽不定的秘密割据”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四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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