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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经平远到寻邬,在寻邬赤色区域大田乡安置了伤病兵。此次梅县作战,伤亡200余人,而上杭补充的俘虏兵逃亡甚多。在寻邬,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并开始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月18日,在上杭官庄的前委会议上,决定扩大闽西苏区,确定了建立闽西政权的有关政策。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
在占领汀州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
11月28日,在毛、朱、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这些积极的变化,在同一天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的两封信中跃然纸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在致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信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
但是,陈毅要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的决心却不因此而减弱。他从12月3日随军到达新泉的当天即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如何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移驻古田后,工作更紧张,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做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讨论和充实,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九大”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同时又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内容有了很大不同,从而弥补了“七大”决议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七大”决议虽然肯定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政治观点和军事观点的问题是对的,虽然在地方武装、宣传兵等问题上有正确的规定,但整个说来,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很不够。“九月来信”贯穿着对红军根本任务的阐述,强调做群众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武装群众,因而从根本上反对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但是把“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只列为“红军中党的工作”中的第六点,其中根本没有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九大”决议就不同,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的问题”,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九大”决议把八个错误思想倾向作为建设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纠正的主要错误,在“党内教育问题”中又列为经常进行教育的材料,这充分体现了“九大”决议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对于流寇思想,“七大”决议意在调和,说“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二十九团要回湘南确不是流寇思想),但是,打进郴州后二十八团官兵的表现却理应引起陈毅的注意。周恩来起草的8月21日信说得尖锐:忽视红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就会“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但“九月来信”便只有正面阐述红军的根本任务而没有对流寇思想的批评了。“九大”决议把“关于流寇思想”列入“八个错误思想”之一,是对“七大”决议的纠正,是对“九月来信”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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