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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大会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目的和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倾向。
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年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28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行动作，乘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6月19日三打龙岩，攻占县城，歼敌约2000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不振。
环境又暂得稳定。6月20日、21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大。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政策中的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1928年7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
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使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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