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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曾发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财时，有的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有的还准备把私营的工厂、商店也当做“浮财”分掉。
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支持农民的这种过火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但是有人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由于李富春等大多数委员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挖浮财”的错误意见，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
在1948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 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1948年1月30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解放战士成为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造解放战士便成为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解放军士兵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有着参军的巨大积极性，而战争越打越大，补充和扩大部队又为战胜敌人所必需。因此，罗荣桓建议组建第二线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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