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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峰、张东荪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是个好办法，说傅先生一定能够接受。
次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主要谈军队改编，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安排等细节问题。
谈判后，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要求傅方于元月14日午夜前答复所谈判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方代表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后，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又拖了几天后，让周北峰发电报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来商谈。邓宝珊抗战时期驻在榆林地区，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过交往，建立了友谊。这时他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这次，他是应傅作义邀请乘飞机来到北平的。由他当谈判代表，中共方面复电同意。
为了尽快解决平津问题，也是为了促使傅作义放弃幻想，早下起义决心，在同傅方进行谈判的同时，解放军成立了天津前线指挥所，由刘亚楼任前线指挥，集中了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的兵力，准备全歼天津守敌。
攻城之前，1月6日，由林彪、罗荣桓签署了一封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使天津免遭战争破坏，以将功赎罪。
但是，陈没有听从劝告，继续顽抗。
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3时，守敌13万人全部就歼，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
就在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的这一天，邓宝珊、周北峰和两名随员出德胜门，傍晚到达通县城西五里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把他们接进一座大房子里。互相寒暄后，罗荣桓说：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一路辛苦，休息休息再谈吧。”
“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就谈？”周北峰说。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由于陈长捷不愿放下武器，我们已经在上午向天津发起了总攻，这次谈判就不能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傅方代表无言以对。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发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傅先生，请他决定。”傅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5日开始正式会谈，解放军方面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负责同傅方联络的苏静也参加了。傅方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会谈主要内容是对傅作义驻北平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
16日晨，苏静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天津已经在15日下午3时全部解放，陈长捷被俘，塘沽的侯镜如率部出海南逃。邓宝珊惋惜地说：“不打就好了。”
下午，双方继续会谈。
“绥远的问题，我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祖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那时，要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会谈在更加认真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基本达成协议。
在通县会谈的同时，解放军各部积极进行攻城准备，没有丝毫松懈。为力求避免使故宫等文化古迹和各图书馆、各大学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遭到战火破坏，各指挥机构都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哪些地方可以放手攻击，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打炮，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绘图立说”，发给各部队首长“人手一册”，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要求他们在战斗中与部队保持不间断的、密切的通信联系，把战斗的每一进展都置于自己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爱护祖国文物古迹的教育和入城纪律教育，号召人人自觉遵守。
会谈结束时，聂荣臻将一封由林彪与罗荣桓署名的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邓宝珊，托他转交给傅。这封公函严正批评了傅过去执行蒋介石“剿匪戡乱”的伪令、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罪行，指出如继续抵抗，是自取灭亡，同时提出两条办法任傅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公函最后提出自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21日下午12时止，为傅答复的限期。公函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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