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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41年和1942年两次大“扫荡”。那时日军最多达到五万人,而现在则超过一倍,当然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在反“扫荡”结束后,究竟是分散兵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还是仍然坚持既定的作战计划,乘敌“扫荡”后疲惫之际,适当集中兵力,继续发动攻势作战,以迎接大反攻呢?这是一个需要审慎决定的问题。
罗荣桓在6月2日发出的山东分局《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及紧急动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山东新的紧张形势,“基本上是由于苏联强大红军攻占柏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同盟军行将登陆而引起来的新的变化。同时,也由于我山东解放区年来之扩大,不但收复了一些重要城镇,而且控制了 1000余里长的海岸线,并直接威胁青岛、济南、徐州三大城市与津浦、陇海、胶济三大交通干线”的结果。
他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敌人的“扫荡”的性质和规律都和过去根本不同了。重现1942年的局面不是绝对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了。
6月19日,罗荣桓把山东斗争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转林彪,决心继续执行因反“扫荡”中断了的《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
7月12日,罗荣桓、黎玉、萧华致电各军区,重新调整了部署,准备延长作战时间一个月,争取8月底彻底完成。新的攻势除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以外,还要扩展到山东全区。
各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自6月初至8月上旬的两个多月内,共进行了十余次较大战役,歼日军300余人、伪军3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约1.1万平方公里,解放了郯城、邳县、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费县9座县城和羊角沟海口(寿光东北)、景芝(诸城以北)、马头(郯城以西)3座重镇。各解放区之间扩大了联系。胶济、津浦、陇海3条铁路干线暴露在我军直接打击之下。在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的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张天佐、李德元、阎珂卿、赵保原、王豫民等部,以及在鲁南区的张里元、梁钟亭、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或被歼灭,或遭严重打击。在泰山区的吴化文部被歼千人后又于6月间逃窜到安徽。
这时,山东八路军由于已经控制了渤海和黄海绵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出海口,八路军海上武装力量有了发展,海上游击战大大活跃起来,取得很大战果。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的海上联系也更加密切,为扩大海上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三个月作战,山东的形势有了巨大转变。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形成,大反攻和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眼前。
7月初,为纪念抗战八周年,罗荣桓欣然命笔,撰写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于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罗荣桓写道:“津浦(路)沂水以东直至沿海七百里绵长的海岸线,与陇海路以北跨过胶济路直至河北平原,这里有山东5块大的解放区,已在我军胜利作战之下,互相打通而联系起来了。这里包括有1700万人口,20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势力。这是经过了七年来的苦斗创造出来的,而且有了屹立不可动摇的基础,一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
最后,罗荣桓写道:敌人5月间的疯狂“扫荡”,已是垂死挣扎,“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已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贯彻着历史任务的完成”。
1944年7月30日,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提出:工作的“着重点应放在准备条件,使我党能在美军登陆后获得猛烈发展,控制山东全局”。经过一年努力,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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