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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到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吃进，每支纱由400余万元涨到了1700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儿地吃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1700多万元，跌到400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了一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1950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贺龙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1天门。”贺龙指出：“只开1天门怎么行？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定价，后天就开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个行业的代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2月22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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