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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其自身的弱点。贺龙也一样。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在这种情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一二○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坦白交代，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不管是由于对情况认识不清，还是为了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审干的安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他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一二○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6月9日，在这次大会的第十九次会议上，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4年，盟军在欧洲的反攻节节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处境也日益不妙。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仍能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当年四、五月间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蒋介石集团正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日军的进攻毫无准备，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和贵州一部，重庆震动。
1944年4月，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1944年占领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出动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他们的任务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而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和广东的东江纵队连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南下支队指战员的眼前。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晋、豫、鄂、湘、赣、粤数省的艰苦历程。
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力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反攻。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他指挥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预备第三师攻占了八路军在淳化县爷台山的阵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而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贺龙一面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在他致胡宗南的信中说：“先生治军失当，变起萧墙，略无自责之心，反启诿过之志，淳化兵变实在先生亲手所创造，其然岂其然乎？”一面调动部队，部署反击。经毛泽东批准，他将正在开往对日反攻前线的三五八旅八团连夜调回淳化县凤凰山、照金地区，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进行反击作战，指定张宗逊在现地统一指挥。反击战从8月8日夜开始，到9日下午2时结束，全歼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收复了爷台山阵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作为对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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