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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80%，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100%。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延安的一些热心人就忙着为贺龙当起红娘来。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谈话中，他问薛明：“你认识叶群？”薛明说：“认识。”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很不错。”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俩人开始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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