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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调集其嫡系军队抢占西兰公路，企图阻塞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并切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同时命令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宁夏、青海的国民党军配合行动，进攻红军。
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精神，为求得3个方面军会师，进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拟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由于该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协同不好，致使红二方面军受到敌军夹击。后经军委同意，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于10月22日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会师前因来不及将部队全部收拢，与多路敌军作战时，又处于被动状态，遭到了不小的损失。贺龙说，红二方面军因为陷于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时还危险，损失也大，令人痛心。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他们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从自桑植出发时算起，比红一方面军长征晚了一年多，虽然在他们长征的时候，敌人已经获得了追堵拦截的一些经验，给红二方面军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但是，由于贺龙等的正确指挥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会师后，红一方面军送来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猪、牛，1000多套棉衣，几万张羊皮，500匹布和3万块银元，以示欢迎和慰问。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接着，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到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周恩来、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阔别了8年之后又重逢了。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为人民剧社充满激情的文艺节目所感动。贺龙兴奋极了，当场说，我们一定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坐在贺龙身边的周恩来指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说：“好嘛！叫你们的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叫“战斗剧社”。后来，在贺龙关怀下，这个剧社在几十年征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慰问期间，周恩来曾问贺龙：3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贺龙讲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会师后，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由关向应接替。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多个师向红军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按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在10月24日至30日边战斗边转移，于11月中旬投入山城堡战役，配合兄弟红军进行了歼灭第一军一个多旅的胜利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国事。红二方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军。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即着力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贺龙参加了这个会议，做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发言，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他这番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赏。在这之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继续当选为军委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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