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母题：沉沦
罪恶的宿命(3)

    影片根据在日朝鲜人李珍宇的真实故事改编，大岛渚从现实中提取这样一段素材，显然是看中了故事中罪的典型性，并通过重复执行的死刑来强化其悲剧色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诫》，以及其他相关死刑题材的影片如《走向断头台》、《死囚168小时》、《最后的舞蹈》等，均对死刑犯寄予了同情，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死刑的执行过程都以近乎记录的方式予以展示，对观众构成了视觉上的强迫，从而促使你去重新思考对于死刑的态度，正如本片开头的字幕中在列出日本司法部对于死刑的公众调查结果——反对废除死刑的71%，赞成废除死刑的16%，说不清楚的13%这几个数据之后，又在字幕上发问：但是这反对的71%中，各位看到过刑场和行刑的过程吗？接着影片就以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配以旁白，详详细细地介绍刑场建筑的内部结构，以及现场演示对R实施绞刑的全过程，如同带领观众亲历现场。《杀诫》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和青年律师对杀人犯雅泽克的态度，其实就是大岛渚在《绞死刑》中对于R的态度。基耶斯洛夫斯基反对死刑这种“最高的暴力形式”，他的《杀诫》刚好就在人们对死刑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上映，而在该片上映后的第二年，1989年的波兰新政府将死刑停止了5年。

    死刑作为人道主义的终极困境，早已经演化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加缪在他的《局外人》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会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人无法摆脱命定“死刑”的威胁，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诞性。本雅明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杀死一个罪犯可能是符合道德要求的，但决不是正当的”。

    本片中的“绞死刑”作为权力和体制的象征，被刻意地仪式化了，而大岛渚的政治批判和对犯罪的思考，恰恰是屡次通过“仪式”来表达的——从《白昼的恶魔》和《少年》中仪式化的犯罪，《仪式》中仪式化的婚礼和葬礼，一直到《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中仪式化的剖腹自杀、葬礼和死刑。罗兰·巴特在他著名的《符号帝国》一书中，说到日本是一个过度符号化和礼仪化的国家，各种烦琐的礼仪使日本成为最谦恭的民族，但也令他们成为最分裂的一群。大岛渚影片中的“仪式”，即包含着对日本民族的讽喻，在《感官世界》中，他甚至通过将自由狂热的仪式化的性爱，来针锋相对，“以毒攻毒”。

    在对R行刑失败之后，死刑执行现场顿时陷入了慌乱，首先他们必须让尚有心跳的R在昏迷中清醒过来，牧师抗议说：你们是为了杀他才救活他，怎么允许这样做？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世上，他已经不是R，罪行和灵魂是不可分的，不可能离开灵魂单独惩罚他的肉体。死刑执行者在清醒后发现他已经丧失记忆，于是接着的任务是必须让他承认自己是R，恢复以前的犯罪记忆，然后认罪。为了启发他，在场的警察和法医成了演员，在R面前小丑般夸张地表演他作案时掐人脖子的动作，还原判决书上描述的犯罪过程，耐心地向他解释什么叫强奸，什么叫家庭——正是在他们对R家庭和生活经历的讲述中，我们间接了解到了他的身世以及悲苦：R全家经历了大地震、战争和贫困，在屈辱中艰难度日，他只能带着弟妹闭上眼睛想象他们没有见过的城市，在虚幻中参观游玩。

    为了加快R的记忆恢复，警察们干脆把他带到外面实地启发、引诱他犯罪，让他对街上的漂亮女人发生兴趣。在他上过的学校，一名警察课长在楼顶平台上替他表演杀人，以致于在脑海中产生了自己将那名女学生不慎杀死的幻觉，从这里开始，影片中现实和虚拟、幻觉、想象等穿插在一起，让人很难区分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又不是，被警察认为杀死的女学生，突然变成了身穿朝鲜民族服装的R的“姐姐”——这个虚幻的人物和情节，与现实事件中一名在日朝鲜女记者与R通信，希望唤起他的民族意识，形成了直接的呼应，这位“姐姐”成了R和当时60万受尽屈辱的在日朝鲜人的代言人，她痛陈“R的犯罪完全是为了报复日本而干的”，“日本以国家的名义杀死了无数朝鲜人，但是没有国家的我们以个人之手报复日本人，这不能说是犯罪，而且在这‘犯罪’当中可以表现朝鲜人的荣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一直在试图让朝鲜人失去他们的民族意识，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恼羞成怒，于是她被荒谬地当场判决为“妨碍公务罪”而干脆利索、从重从快地送上了绞架。

    R在想象中和“姐姐”躺在一起，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正是现实中R的原型李珍宇与朝鲜女记者的通信内容。R回忆起了自己犯罪的过程，其间大岛渚还特意插进了在日朝鲜贫困儿童真实的记录画面，这段讲述让人无法单纯从法律上去对他实行审判——女人对他来说，和别的东西一样，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就如他想象自己穿西装，吃点心一样，而性这个东西不可能总爱想象中得到满足，后来他就开始跟踪女人，偷窥，但这些行为只能使想象更加强烈。R最后承认自己确实干了那些事，但到底是在想象中干的还是现实中干的，他已经分不清楚，犯罪就好象做梦一样，让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象中的我照着想象去做了”，这就是他的犯罪。

    R终于如人所愿地承认自己就是R，所有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他们就又可以合法地送他上绞架，但是R依然不服罪，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死刑，他最后和死刑执行者们的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几乎自己为自己充当了辩护律师，同时也代表了大岛渚的鲜明立场和观点——他说：“我虽然是R，但不是你们所想的R，我确实是做了那些事情的R，但是我没有感觉到那是犯罪。”“没想到那是罪也要接受死刑的。”“你们觉得R有罪，那个R和我是不同的两个人，那个R不是我。”他转而问牧师：“杀人是一种罪过吗？”牧师说“是的”，他接着对死刑执行者们说：“这么说用死刑来杀我也是一种罪过吧？”“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只是执行任务，不是我们要杀你，而是国家不让你活。”“我不是不想接受，但国家是什么，有的话请让我看看，我不想被看不见的东西杀死。”“以检察官为首的我们就是国家。”“你就是杀我的杀人犯吧？”——R对着警察课长说道。“不，我只是履行职责的一个课长，不是国家的全体。”“那么全体是谁？处长是你吗？”“不。”“是检察官先生？如果杀我的是检察官的话，那么检察官也会被别的检察官以杀人罪处死，而杀你的检察官又会被别人杀死，这样一来，整个日本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检察官决定释放他，但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却被外面的强光照得睁不开眼睛，在那一瞬间，他似乎看到了屋外没有他的国家，也没有他的存身之处，一切都是虚幻的，于是他又自己走回到绞架前，在被蒙上眼睛，套上绞索时，他仍然说：“我是无罪的。只要指证我有罪的国家机关还在，也就是只要有国家，我就是无罪的”——R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这句话，是关于国家与罪的尖锐讽喻，带有激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句话恰好相反：“只要国家还在，你就永远是有罪的”。

    这就是关于对R费尽周折、两次执行死刑的全过程，罪犯R被合法有效地、合乎程序地消灭，死亡成为套在他头顶的难以摆脱的宿命。影片告诉我们，一个罪犯们是怎样诞生，又是怎样毁灭的。大岛渚在影片结尾仍然没有忘记来一句黑色幽默：“大家辛苦了”——他在逐一“谢”完折腾了半天的死刑执行者之后，又加了一句：“还有你，看这部电影的你”。

    一群代表国家履行杀人职责，一方面虚伪地表示是不得已才从事这份工作，从个人角度都反对死刑，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尽职的死刑执行者，在他们卖力地把R再次送上绞架的时候，大岛渚进行的是一场法律以外的关于人性、道义、伦理和良心的审判，也是他对体现最高权力和统治的死刑这一仪式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