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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大岛渚电影中的性,必须先了解相关的日本文化。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按照日本那种伦理道德戒律,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应该从人们心里根除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道德戒律对官能的享受竟是如此宽容,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人们追求并重视肉体享受。”对于变态性关系和虐恋的执迷,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还喜欢描写情死的作品,并喜欢谈论这一主题。妓女在日本男人中具有“母亲”一般的形象(《感官世界》里的女主人公以前便是妓女),同性恋也是日本传统“人情”行为的一部分,在旧时的日本,同性恋在像武士和僧侣那样地位高贵的人中间,是一种得到认可的乐趣(《御法度》)。
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以《感官世界》为代表的影片中对于性的沉溺、迷狂和疯癫,又表现出了身体的文化政治,它既可以是肉体的沉沦或者躲避,也可以是“危险”的、“非常规”的抗争,在沉沦的生活中,只有透过性才能体验“生命”和“肉体的在场感”。
人很容易在肉体中躲避和抛开一切,男人进入女人的身体,仿佛回到母亲的子宫,去那里寻求一种最可靠的安全感,正如美国“垮掉一代”代表诗人艾伦·金斯堡在诗中所写的——“我总想/回到/我所从来的/肉体中去”,既包含着一种回归、躲避,又包含着身体的觉醒。“当一切外在的理想、意义、价值都破灭之后,或许,肉体成了唯一的真实”(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而性,因此就成了人类最后的据点。
本雅明将性看作是思考社会问题和进行文化想象的最重要因素;作品被一禁再禁的流亡作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将性爱作为他自己的宗教,他理直气壮地阐释了这样的观点:性是人类肉体和灵魂复活的唯一途径;作家杜拉斯在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时曾经说道:“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是这样,进行任何活动,如果人们没有体验过这种形式的激情,即肉体的激情,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斯宾诺莎说:“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就人的本质被认作人的任何一个情感所决定而发出的某种行为而言”。
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伪道学背道而驰,大岛渚高举的是“反天理,纵人欲”,但这种“肉体乌托邦”不可脱开具体、特定的历史社会情境,否则它就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新一轮的身体专制,“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被性、肉体、欲望所奴役”(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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