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母题：焦虑
远离政治，归向人性

    要考察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无法避开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他拍过十几年的纪录片，之后转入故事片，除了少数影片是接受委托拍摄，或是在剪辑上屈服于一定的压力之外，他从来没有越过自己内心罗盘的界限，正因如此，他的许多影片被搁置了5年、7年或10年，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上映。他经常面临严格的审查，遭到警察的盘问甚至收容，为了想办法躲过审查，他要想方设法做到让审片员看不出来但是观众又能心领神会。有一次电视台台长想让他在电视上声明，戒严期间波兰的法庭没有做出任何审判，被他拒绝。正是在戒严期间，他认识到政治无法没有解决人类的许多重要问题，它无法回答一些“基本的、必要的人类和人性问题”，“就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何早上要起床等问题而言，你生活在何种制度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政治不回答这类问题”。“人们不需要政治，道德规范终结了人们的情感”。他的纪录片就是捕捉“人们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萨特也曾经对“个体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以及以“集体的自由”遮蔽个体的自由，表达过他的“厌恶”。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政治感到失望和厌倦，他认为自己犯的一个错误，是太晚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可能远离政治，“我不适合这种革命的年代”。所以他在拍摄《十诫》时决定“撇开政治”，而是试图重新寻找被政治所破坏的基本价值，他还表明他的“蓝、白、红”三部曲同样与政治无关。他走向了人性、人道的主题。

    他也厌恶制服和纪律。他年轻时上过消防员训练学校，但从那以后，他就知道自己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再穿制服了，自己做不来那些受制于规定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能赞同任何人为我安排一切，即使这些事情很便利也不行。”为了逃避兵役，他假装精神分裂症，而且居然骗得了医生的专业诊断。

    他还害怕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疗法学家，“害怕所有那些向你指路的人、那些知道一切的人”，他认为没有人真的知道一切，他认为“如果自己找不到目标，那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寻找到目标的”。

    ——一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个体性情和自由选择的人，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压抑自然显得更加敏感和焦虑，我们从《影迷》的主人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的影子。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尼采说过：“舆论的压迫愈是沉重，自由愈是受到迫害，哲学的尊严就愈是提高”，他还说过：“哲学，如同我从来所理解和体验的，乃是自愿引退于高峰和冰谷，探求存在中一切新奇、可疑、历来被伦理严格禁止的问题”，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被称为思想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