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母题：焦虑
存在，选择，与自由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可以被视为存在哲学的具体体现。存在哲学和思辨哲学、理性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关怀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处境、情感、意志、选择，以及命运、苦难、悲伤、绝望、罪恶，包括死亡，它决不无视有限和偶然，决不漠视私人和特殊，它坚决反对和阻止人成为被操纵的非人，成为冰冷供桌上的祭品。哲学家京不特在南丹麦大学哲学系所作的《基尔克郭尔：自我与“那个体的”和“那普遍的”之关系》的演讲中，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基本立足依据必须是个人主义，而一个道德个人的伦理理念最终将是人道主义。”哲学家刘小枫在他《沉重的肉身》一书的开头，即引用了基尔克郭尔这位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句话：“上帝知道多少人的头发，伦理学就知道多少个人”，他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归入和理性伦理学相对应的叙事伦理学，他所归纳的叙事伦理学，即是从个体生命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它紧紧搂抱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它是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可能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它是陪伴的伦理，是抱慰的伦理，是激发个人道德内省的伦理。存在哲学和叙事伦理学眼中的上帝，会细数人的头发，倾听每一个人的叹息，为每一个人擦拭每一滴眼泪，而且绝不抛弃罪人。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焦虑和两难中，都涉及人的存在、选择与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是关乎生存的一个基本问题。个体一旦在生活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无法选择、无力选择,那他就是不自由的，就会导致焦虑、痛苦和失落。塔可夫斯基在他的《雕刻时光》一书中写道：“意志的自由，必须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去评估社会的诸般现象，以及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能够在善与恶之间自由作选择”，他还说：“伟大的作品诞生于艺术家表达其道德理想的挣扎”。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书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举了现实中“处于不能作出正确选择的处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在反对戒严令的请愿书上毫不犹豫地签了名，而他的妻子认为他必须对她和孩子负责。他说“如果从社会的角度看你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么从家庭的角度看你的选择又是错的。”他如此表述在选择面前的焦虑和痛苦：“经常是我们即便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正确的、诚实的事情，我们却不能够选择它们。我深信我们并不自由”——这种情绪贯穿在他所有的影片之中。他由此而言：“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自由存在于内心。确实如此”。

    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特别强调在特定境况下的自由选择。他说：“生活使我懂得了境况的力量。在我不愿当兵的时候我却成了一名士兵，在某种程度上讲，《存在与虚无》本身就是发现这种境况力量的开始。这样，我就遇到了我的自由和外部驾驭我的什么东西的冲突”，“我们断定在任何境况中总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选择，这是不真实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所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伦理，但是这种伦理在现实面前处境艰难，而且他觉得在自由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在他的学说中同样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他认为只有当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由选择时，人才是健康的。人若认识不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处处听命于他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就丧失了存在感。他同时指出，人的自由包含着人的态度、行为和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责任心，然而正是人的这种责任心，才使人产生焦虑，在焦虑状态下，人常常被迫放弃自由和责任心，由此更不能做出自由的选择。罗洛·梅的博士论文出版时的书名为《焦虑的意义》，他认为焦虑是人的存在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而所谓威胁，既可以是指向自然肉体生命的疾病、灾难、死亡等，也可以是指向人的心理生命的精神信念、理想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焦虑“是指个体对有可能丧失其存在的一种担心”。罗洛·梅把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神经症焦虑，并认为正常焦虑可以促使人们去发现自己的存在，努力争取人性的自由——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深紫色焦虑，他把精神和肉体的存在看得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