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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一直留驻在童年，他深陷其中，一辈子都无法走出来。他的戏剧、电影、电视这三大系列的作品加起来，都无法宣泄和偿还童年对他的负债。假如不去了解他童年的成长经历，那么将会很难理解他的影片中，为什么会饱含有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怨恨，它们掀起的阵阵恶浪，定会令你猝不及防。他1986年完成的自传《魔灯》，就是一部忏悔录，他在书中不惧暴露出一个灵魂千疮百孔的阴暗和丑陋的自我，虽然这样的暴露可能还不够全面彻底，但已经足以为他所有的影片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将开启他影片中所有的晦暗和艰涩，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手掌里，像是捧着一颗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既恐怖，又温暖。
伯格曼说，在他的世界里，爱是不存在的，他已经忘掉了童年世界里的爱是什么滋味，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感觉不出有爱，甚至对他自己也是如此。
他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被灌输罪恶、忏悔、惩罚、宽恕以及谦恭等观念，父亲“一天到晚在教堂里大谈上帝的爱，可是在家里却绝口不谈，大家之间只存在着怨恨”，母亲红杏出墙，父母离婚的争吵，催毁了伯格曼对上帝和爱的信仰。他跪下来向上帝祈祷许愿，只要父母能够和好，连他最喜欢的放映机和影片都可以统统不要。
他的父亲不苟言笑，神经质，暴躁易怒，常常对伯格曼进行各种严厉的惩罚，包括鞭打，把他关进橱柜（这段经历和感受，被写进了《狼之时刻》、《芬妮和亚历山大》等影片），为了驱散恐惧，他在橱柜里面往墙壁上打红绿手电，想象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他小时侯曾经“疯狂地”（1999年一次电视访谈中的用词）爱他的母亲，但他的这种挚爱之情，却成为经常困扰着母亲的一个负担和累赘，甚至让她感到恼怒（《秋天奏鸣曲》中写进了类似经历），他对爱充满渴求却又无法得到，幼小的心灵中即充满了怨恨和叛逆。他与哥哥、妹妹的关系充满了敌意、憎恨、隔阂和疏远。
因为得不到关爱和温暖，他从小就爱幻想、爱撒谎，父母被他的慌话和幻想搞得不胜其烦，为此还带他去看儿童心理医生，他自己也无法将外在的我与真正内在的我截然分开，这种人格上的分裂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以致于长大成人之后，依然无法消除。他和父亲之间的冲突在他大学决心辍学时爆发，父亲动手揍他，他不甘示弱地回敬了一拳，然后愤然离家出走，觉得像是解放了，这一出走竟达数年之久。他的出走，加上哥哥企图自杀，妹妹堕胎，全家陷入一片混乱。
一个危机重重、没有爱的家庭，无异于地狱。这令他养成了对灾难有着高度准备的近乎病态的恐惧心理，他“试着去准备一切并预见一切能想到的灾祸”——这是人格核心受到致命攻击所造成的一种典型的悲剧心理，而且一旦破坏，很难重建，对于灾祸的不健康的心理预期，必然引来真正的灾祸，令命运陷入恶性循环。他还长期为各种病痛所折磨，包括被失眠，以及失眠所带来的焦虑、悔恨、愤懑、懊恼等情绪所困扰，脾气因此变得暴烈，他将焦虑说成是他终身的忠实伴侣，“整个从我父母遗传而来，占据着我人格的中心，像恶魔，也像朋友，不断激励着我生存下去”。对于《狼之时刻》中出现的恐怖城堡、恶魔和食人族，他说：“我的出身背景，无疑具有取之不尽的素材，可以用来大书特书神经兮兮的恶魔”。
伯格曼自身遭遇的灵与肉的双重困扰，令他在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带有极强隐喻色彩的“病人”角色：《犹在镜中》里的精神分裂，《沉默》里的严重肺病，《呼喊与细语》里的垂死、自残，《秋日奏鸣曲》里的语障、瘫痪，另外《面孔》、《沉默》、《面对面》、《假面》、《芬妮与亚历山大》等影片里，都出现了人格分裂的角色，他习惯使用的面部特写，令我们无可回避地直面人物痛苦、扭曲、变形的“肌肉风暴”，他们撕心裂肺的绝望呼喊与哀号，仿佛来自地狱深处——残疾和病痛，成为内心巨大痛苦的隐喻，揭示了人类肉体和情感的双重绝境。
不光是病态、残疾和病痛，伯格曼脑海里还盘旋着死亡的魔影，他自称对死亡的恐惧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从小就经常思考死亡这件事，并一直不时有厌世的想法，尤其是他年纪更轻、被他称为“内心为恶魔所困之际”。他一生中曾有过两次自杀的念头，有一次还差点实施，他的《第七封印》中，即出现了脸色阴森苍白、从头到脚蒙着黑袍的死神，他在谈论该片时说：“我记得自己一直很怕死，这份恐惧与日俱增，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一次生病动手术，因麻药使用过量，导致他昏迷，这一经历使他有了死亡的经验，同时又成了他从死亡恐惧中的一次解放。后来他说：“一个人若不自杀，就该接受生命。自杀和接受，二者选其一。我现在选择接受”。1999年，81岁的他已经可以很从容、坦然地说：“我不怕死，相反，我对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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